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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表面上依然是那样深情款款，像个体贴的老情人，或者更像是一个学术助手陪同鹿博导出了小区。
还好，这一进一出的路上都没有撞见什么熟人。到了大街上，我招呼了一辆的士，鹿博导很快就消失在马路的尽头，她明天一早就回北京去了。
我返身进了电梯，马上就盘算着如何搞好这“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
开门进屋，我冲向卧室，将床上的三件套拆下，放入洗衣机中。还好，家里置备了烘干机，能将床单被套快速烘干。一切都要照原样子，稍微有些变化，护士罗婷都会觉察出来。
两间卫生间的通风设备都打开，客厅和卧室所有门窗也处于对流状态。
要知道，护士罗婷的心比毛发还细。可问题恰恰就出在毛发上。
事实上，我还是低估了罗婷，因为护士罗婷在第二天一踏进家门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里怎么有股子怪味道，骚骚的，莫名其妙。”
我听了胆战心惊，是不是女博导的体味都是那样特别，经女护士一嗅，就原形毕露了。罗婷不至于这么厉害吧？
过了十分钟，罗婷用低沉的声音叫唤我，“你过来，到浴室里来。”
她手里捏着医用镊子（这东西她通常在浴室里备一把，我始终不知道她准备做何用），她正拿镊子从浴缸里夹出几丝毛发。
“这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更不是女儿的。你说，是谁的？”
我被电击般全身一抖，脸一阵红一阵青，嗫嚅道：“这，这会是谁的，见鬼！”
“是真见鬼了。”罗婷“哼”了一声道，狠狠地瞧了我一眼，但并没有继续“拷问”我。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时候我最好是溜出家门，经过昨天晚上那场邂逅，在我的大脑里难免留下类似“怪味道”的蛛丝马迹，她查起我昨天晚上的行踪，我要是在言语间前后矛盾，或者我万一对于她的提问过于紧张，那也有可能被护士罗婷识出破绽。
我慌忙借口学校开会，溜走了。
我几乎一整天都呆在学校里，中午还和我的研究生做了一次非常深入的学术方面的对话，关于福柯为什么回避使用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我几乎和我的研究生发生了争吵。但在最后，我顺便拿鹿博导的问题问学生，结果研究生们也出现了三处硬伤，我微笑地谅解了他们的无知。
这样的过程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此的学术探讨能让我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到另一个取向上。
傍晚，当我再次出现在家里的时候，罗婷双臂在胸前交叉，挺立着，冷笑地看着我，道：“我没有料到你也会做出这种事来。”
客厅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滚动播放我和鹿博导进了大楼的门厅，接着进电梯、又出电梯的画面，我在送她出去的时候，我们在电梯里接了个非常短暂的吻，这成了最有力的证据。
显然，我忽略了的小区安防装置录下了我和鹿博导进入小区和出小区的整个过程。
“我要告物业，他们没有权利出卖我的私生活。”我气得脸都发紫了。
“你也别怨物业，你忘了我的表兄就是派出所的警察，他让物业把录像拷一盘那是法律允许的，对吗？”
我依稀记得罗婷是有个远房亲戚在这附近的派出所当警察。
现在，护士罗婷成了检查官罗婷。
我奇怪，她不是太愤怒，但她的不愤怒却更让我恐惧，因为透过她的眼光，我觉察到，现在我已经不是什么失足丈夫，而是一只脏透了的流浪猫。
罗婷平时对人最刻毒的评价就是：“这人真脏。”
“现在，你说说昨天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到九点五十七分，你跟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卧室里发生了性关系？”她语调真不是威胁的语调，但她平稳的语气里却包含着像注射器的针头那样锐利的阴沉。
“什么发生性关系？没有那回事。”我耷拉着头否认道。
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安全套，我一看，正是我平时常用的杜蕾斯牌活力装安全套，盒子是淡蓝色的那种。
“去年开始我就叫你用这个，每次用完我都数数还剩几个，我上个星期数的时候，还剩六个，今天只有五个，少了一个，你能解释一下这一个套子用到什么地方了吗？”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那只装安全套的盒子，像电影里的检查官在法庭上展示重要的物证一样，“还有，我刚下班回家的时候，遇上楼下的郭小眉夫妇，他们希望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开吸尘器，我听了就纳闷，心里想，你昨天晚上十点多了为什么要开吸尘器搞卫生呢？是不是那女人头发太容易脱落了。还有，这被单被套显然是刚洗过了，还带着洗衣水的味道——你每次洗衣服洗衣液都倒得太多了。”
“你先别说，别急着承认。”她伸出左手，手掌心朝着我，像交通警察对司机打出的停止信号，“我要提醒你的是，防范爱滋病，最关键的是关注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呢，第一条就是有多个性伴侣。你想，一个女人，她要是放荡，就有可能有多个性伴侣，如果她的丈夫也风流成性，也可能有多个性伴侣。性行为随便的家伙总是物以类聚的，对吗？这样，如果你和性行为开放的女人交往，爱滋病就有可能从很远的地方，用最快的速度从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的身体中传播到你身上。可以说，你现在是潜在的病人了。你知道吗？”
“好呀，我明天就上你医院抽血去，行了吗你？”
“你当然要抽血检查，可是，现在我还想了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是妓女吗？希望你如实回答，这对我和孩子的健康非常重要，当然也包括你自己的健康。你要知道，避孕套并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的安全。”她身体前倾，目光如炬，说话的时候尽量压低声调，表示她更重视事情本身，而不仅仅将这事情看成一个纯粹的道德事件。
“笑话。”我清了清嗓子。是坦白，还是顽抗？我的大脑快速地转动，几乎不到半秒的时间，我就做出了决定。我决定把真相和盘托出，一五一十告诉罗婷护士，否则她肯定没完没了，“她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以前的女朋友，我们完全是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碰到一起，你知道，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当然，在罗婷循循善诱的目光的启发下，我还说了许多，我甚至向她详细介绍了鹿杏的许多头衔，比如区政协委员，多次被学校评为科研先进工作者，参与211工程，现在是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硕士点带头人，核心刊物编委，获得省部级社科奖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她的丈夫也是博士生导师，年龄比罗婷大十岁，快五十的人了，平时都呆在实验室，一位研究航天材料的专家，是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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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并不是鹿杏告诉我的，而是一次研究生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个喜欢奚落我的旧情敌故意在我面前显摆他对鹿杏以及鹿杏家庭成员的了解时告诉我的。凑巧，现在这些信息我都派上用场了。
罗婷听了我的汇报，冷冷道：“你的意思是，你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情别人应该感觉你们都挺风流的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担心这病那病的吗？”我讨软道。
“哼，你是该全面检查检查。”她丢下这句话，就起身收拾东西走了，我估计她是接孩子去了。
但她夜里并未接孩子回家，她应该是在娘家住下了。一整夜，我陷入了迷乱之中，不知接下去的日子该如何做人。
第二天，我到医院检查，当然不是到罗婷工作的那家医院。
结果很快出来了，试纸上仅为一条红线，说明我的血液HIV抗体为阴性。但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发生了高危行为三个月内为“空窗期”，这个时期，人体对HIV的感染还没有产生足以被检测到的抗体，所以检查到的结果还不见得准确，三个月以后检查出来的结果才足以让人放心。
我沮丧地回到空荡荡的家中，打开电脑，有罗婷发来的邮件，附件上是几篇关于爱滋病的文章，标题都是“爱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一人嫖娼全家得爱滋病无辜孩子受尽折磨”之类。
我叹了口气，躺在床上，觉得没意思极了。不过，也许在“空窗期”过后，我的再次检测报告出来（医生说如果第一次的检查是阴性，过了“空窗期”后再检查，只有万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