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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国事附於大国，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为小国之城。若《诗》“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国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故元为善也。按《周礼》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谓命士”，则上中下之士，皆称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於诸侯之士也。《周礼》公侯伯之士，虽一命不得称元士，其夏、殷以上，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则不得为万国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经文不直举夏时，而云殷所因者，若经指夏时，则下当云万国，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故以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国则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吕氏春秋》云“昔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於庙”，《楚辞》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郑引此者，证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后称公，则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者，按《公羊传》桓十一年九月，“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一辞无所贬，皆从子”。《春秋》之时，伯亦得称子，子亦得称伯。今郑是伯爵，忽若称子，与成君无异，则不见在丧之降贬，故在丧降而称名，非为贬责称名，故云辞无所贬。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从称子也。郑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为一，皆称伯也，与何休不同，故郑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称伯，故《书序》云“巢伯来朝”，注云“伯，爵也。南方远国”。云“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则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异畿内谓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标异畿内，特谓之子爵。虽为子，若作三公，则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则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则受五十里之地。殷家虽因於夏，畿内之制，与夏不同。夏之畿内国，皆方五十里，故郑注《尚书》万国之数云“四百国，在畿内”，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内，据下文“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是与夏不同也。张逸问：“殷爵三等，公、侯、伯，《尚书》有微子、箕子何？”郑答云：“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书·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则应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犹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等，以虽伐纣，九州之地尚隘狭，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谓开斥广大，於先中国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为五等之封，但为界狭。今周公为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职》文。云“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谓周之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国，所因殷之诸侯，既无大罪，不可以绝灭。亦如周之诸侯，以勋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则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谓於周家有过，诸侯党纣为恶者，皆黜退之，不复得为诸侯。或黜咸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为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谓其不以功过黜陟者，谓平常诸侯，皆益之地，使满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张逸疑而不解，以问於郑，郑答之云：“设今有五十里之国於此，无功可进，无过可退，亦就益其地，为百里之国。爵尊而国小者，若虞虢之君，爵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国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郑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据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者，解畿内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禄赐群臣，不须增益其地，以其不主为治民者也。外土诸侯本为治民，须使民利国，故须增益其封。周之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郑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国凡四都，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此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应五等，虞家质应三等。按《虞书》“辑五瑞”，“修五礼五玉”，岂复三等乎？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按《孝经》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农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於天子国君者。分或为粪。○分，扶问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墝本又作墽，苦交反。长，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粪，方运反。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此班禄尊卑之差。
＇疏＇“制农”至“卿禄”。○正义曰：此一节论制农田有上中下，以禄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禄，各随文解之。○注“农夫”至“为粪”。○正义曰：“农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经云“制农田”，是王者制度；授农以田，是农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礼》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如郑此言上地家七人者，为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从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经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据准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犹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农夫食九人”者，谓上中之地亦为上地，即上农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当下士禄，亦与《司徒》不异也。既有九等，按《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纲，其实不易、一易、再易各为三等，则九等也。按《异义》：“《左氏》说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而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而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数，五数而当一井。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而当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衍沃之地，九夫为井。赋法积百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赋者六十四井，则千里之畿，地方百万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万井，定出赋者六十四万井，长毂万乘。”如《异义》此说，则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为平地出税。按郑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缘边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