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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为慷慨的赠金，索罗斯的大名已传遍了全东欧和全苏联。一家商业周报载文称他为“从莱茵河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最具影响的公民。”
但尽管声誉鹊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索罗斯因其援助计划进展缓馒而略显低沉。起初，他希望点燃一根火柴以激起一场革命，“我感到我汲取的泉水的深度比我实际预备的要深一些，正因为如此，泉已趋干涸，人也十分疲惫。”
第十六章 索罗斯的心声
名声意味着不断地彼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按到从传媒打夹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第一节 媒体观念
在从事商业活动早期，乔治·索罗斯认为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名声意味着不断地被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接到从传媒打来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华尔街，他避免抛头露面，也就无足为怪了。
按照纽约《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詹姆士·格兰特的话说，索罗斯并不是独自生活在阴影里，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人也如此。在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像蘑菇一样，或许财产只适于在黑暗中。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有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去说明他们怎么样去赚钱。他们也不想让世人知迈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尊敬就会变成嫉妒，人们会对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问。”
在早期，避开传媒也很容易。报道商业活动和商界人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业家，在华尔街可能是巨头，但是，传媒却认为他们缺乏鲜明个性、没有吸引力，缺乏争论性和引不起读者的兴趣。直到1984年，颇具争论性的汽车大亨李·文柯卡的自传出版，使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商业生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书出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传媒对商务活动及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罗斯似乎对新闻界的宣传不感兴趣。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他。偶尔有一次，在1975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在头版简要地介绍了他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让他自我表现，树立公众形象表现自己的机会，索罗斯还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辞。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电视台之邀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进行股票分析。除了几个固定场合外。索罗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对于索罗斯的朋友来说，围绕投资者的这种沉默不是来自索罗斯，而是来自华尔街。有人认为，正是投资集团出于对他的辉煌成就的嫉妒，他们极少向记者们提及他，因此，据他的朋友们说，商业传媒对索罗斯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态的缺陷在于：当索罗斯真正受到传媒关注时，舆论完全是倾向于他的。
虽然以前出现过有关索罗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当索罗斯成为《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他才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杂志中介绍他的文章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和哗众取宠的措词，称索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这句话在人们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环。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一个难解之谜。“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公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这就在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资，或者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他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或者索罗斯和马龟兹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龟兹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工作的那一天，”马龟兹说。
马龟兹是一个友善的人，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他，他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电话。在马龟兹看来，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他的讲话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他和量子基金会都不能被引用，这是他的规定。
索罗斯或许感觉到了马龟兹同记者们的谈话，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此事有时候，马龟兹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
1984年，阿兰·拉裴尔进入索罗斯基金会时，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闻界交往，他遵守了这一纪律。“我们索罗斯基金会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排斥，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杂志封面标题为“股价太高了吗？索罗斯预言美国股市将不能出现逆转，日本市场也同样如此。此后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
“这正像你们在《体育画报》封面的出现一样，”拉裴尔说，“你们队喜欢赢得世界杯，然后迅速地消失。我们稍稍开个玩笑：在杂志封面上露露脸，却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第二节 著书立说
为了达到他的其他一些目标，特别是扶持在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团体，索罗斯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隐秘状态，因为他希望受人尊重。他希望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把他视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知道，如果他有一个更良好的公众形象并且为公众利益说话的话，那么，这对他在东欧所作的慈善事业大有神益。
他似乎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方面，从投资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隐秘；另一方面，从慈善事业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公开。他下面的一段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