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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狭舜诱贰６街心暧�50的道格拉斯入伍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佩累鲁、冲绳作战时多次负伤，于1946年晋升中校后退伍，担任过一段总统特别侍从官，以后又重返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并在194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他学术事业的顶峰。
然而，道格拉斯依然热衷于从政。1948年他参加参议员竞选。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在10年内新建1500万套居民住房，对通货膨胀和垄断严加控制，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农民的收入最低应与1941~1945年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等，联邦政府应扶助教育事业，扩大社会保障等。这些主张颇得民心，他得到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联—产联）的支持当选为参议员。他当了18年参议员。其间参与国家复兴署、参议院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道格拉斯在与查尔斯·珀西（芝大校友、校董事会成员）竞选参议员时失败。斯蒂格勒请他为芝大沃尔格林讲座作一次演讲。与同事吃饭时，弗里德曼见他身体比以前更好，就劝他，“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了”。道格拉斯反应极为强烈地说：“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有人为道格拉斯放弃学术感到遗憾。其实遗憾与否是个人的感觉，道格拉斯自己觉得从政好，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
人生的婚姻有幸福也有不幸，但对待婚姻波折的态度却对人事业成败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到英国游学，在这里他见到马歇尔，更多了解了瓦尔拉斯、埃奇沃斯和克拉克。这些人对他以后都有重要影响。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贵族气质，两眼忧郁，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堕入情网而结婚，但这段婚姻并不快乐。1907年他与夫人到埃及成立律师事务所。他把女王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却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显示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财能力。同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该书使他成为欧洲经济学界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奥地利，在格拉兹大学任教，并于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这一时期，他的婚姻不幸，他忙于学术工作难免冷淡了妻子，两人常为小事争吵。熊彼特在反思这次婚姻时说：“在学者的生活中，尤其在被称作灵魂形成期的时候，要想过完美的婚姻生活是很困难的。至少从学问成果的角度而言，它可能有消极效果。”尽管他悔恨结婚太早，但婚后的不幸并没有阻碍他的进取。他把烦人的事忘在脑后，学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业基础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种变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利润的源泉。
熊彼特认为，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当创新普及之后，利润会消失。但还会有另一次新创新再推动社会前进。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时期，欧洲动乱，他仅发表过两篇文章。1918年他曾参加考茨基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以后又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该银行破产后，他一直在还债。1925年他与比他小20岁的安妮·莱瑾结婚。他还把妻子送到巴黎和瑞士的学校学习。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可惜不到一年妻子难产去世，同年他又失去了母亲。这双重打击没有使他消沉。家庭没有了，他一心投入学术事业。到波恩大学任教后，又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为写《经济周期》一书进行准备。1932年，他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美满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力量，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为创新者带来利润，引起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就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形成繁荣。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用创新的大小解释统计资料中显示的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这就是说，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的长短，大创新引起长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小创新引起短周期。熊彼特这本书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在哈佛大学这一段是熊彼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构思他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并参与了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建，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一时期，他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有，企业家的职能会被技术专家代替，资产者的职能消失，资本主义保护阶层毁灭，不再有创新，这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这一过程还相当长，至少在50～100年内，资本主义仍会创造奇迹。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哈佛大学是熊彼特的归宿
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去世后，妻子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熊彼特用了9年时间写这本书，临终仍未最终完成。他的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熊彼特在婚姻不幸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婚姻幸福时也没有贪图享受而放弃了学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孜孜不倦地在科学事业上探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法西斯的经济学家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分化。少数经济学家投靠纳粹，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最著名的当数金融专家沙赫特了。他出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发明了名为米福（Mefo）的期票来发行货币，为侵略战争筹资，又发明了分别与别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办法，克服外汇不足的困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卖身投靠，但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意无意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工具，并推动经济走上适于战争的集中管理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一批经济学家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他们的理论武器反对法西斯独裁。尽管他们没有拿起枪上战场，但仍无愧于反法西斯战士的称号。他们就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