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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是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他们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流通的系统解释，代表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这一学派中许多人出身于封建贵族并且是达官贵人（魁奈长期担任法国宫廷御医，杜尔哥在政府任高官），因此，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重农学派把自己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言人，所以仰慕封建社会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就不奇怪了。
包括重农学派的法国启蒙学派是拥护开明专制制度的，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防止革命。流传于欧洲的中国开明专制制度和明君的传说成为他们的理想，也鼓励他们去了解中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当时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他们把这一变革类比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并把孔子作为这一变革的代表。这正是他们崇尚孔子的原因。
在重农学派时代，法国面临深刻的财政经济危机，在他们寻求出路时自然会把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作为学习榜样。
当然，理解重农学派中国情结的关键还在“重农”这两个字上。重农学派的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强调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重商主义破坏了法国农业和经济，所以，重农学派表现出强烈的反重商主义倾向。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思想是重农轻商，政府的政策是扬农抑商。这使重农学派找到了知音，从中国的思想中寻找他们的武器。
还应该看到，重农学派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他们看到听到的还是早期传教士美化中国的材料多。一旦他们有了中国情结后也更容易接受美化中国的东西。这是他们认识的误区。同时也不能过分扩大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重农学派产生于欧洲文化背景和当时法国的现实，他们的学说是地道的法国产物，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移植。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用中国文化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而已。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证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性。这也是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各种文化发展的前途。
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中国文人讲立德立言，强调要做学问先学会做人。这话作为青年一代的努力方向并不错。但要把人品与学问完全等同起来，那就是真理跨过一步了。经济学家中人品高尚，学问高超者不少，如亚当·斯密，但人品低下，学问高超者也不乏其人，如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学问自不必言，但他的人品与学问的反差太大了。
配第的父亲经营一家小毛织坊，由于受17世纪20年代德国内战引起的英国工业衰退的打击而家道衰落。从13岁起，配第由于家境困难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从事过船员、教师、水兵、抄写员、钻石工等各种职业，1648年成为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年轻时的这一段经历，对配第一生有决定性影响。一方面，他在从事各种职业时勤奋好学，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正如一位经济学史专家评论的“像配第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物，是很难碰见的，出身是医师，而其后竟成为数学家、音乐家、测量师、造船技师以及其他等等”。（翁根：《亚当·斯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史》）但另一方面贫穷与磨难（当海员时由于近视眼严重，把山峰误认为灯塔，被船长毒打），使他萌发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信念。前者是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基础，后者是他人格低下的根源。
马克思把配第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对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包括方法、概念的框架和分析。在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定性的、描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这种描述又要受人的主观思想的影响。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主张“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这是一种定量的客观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所有科学都有意义。由配第参与推动建立的皇家学会标志着从旧方法到新方法过程的决定性一步。配第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他用数字和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现象，并深入研究这些现象的内在规律。这就使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对流通现象的表层描述，进入研究生产内部的规律。配第把这种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的探讨称为“政治解剖”。在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时，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和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始作俑者”。正是运用这种方法，配第在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开创性概念和分析。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他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构成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交换是以它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的。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认识到货币是一般等物，具有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和价值储藏这三种基本职能，并探讨了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他在分配理论中提出的“剩余”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认为，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剩余是产品超过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数量。
配第的重要著作之一，由于马克思对配第的称赞，配第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就可以公开发行了剩余转化为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息。他从这种分析中看出了社会三大阶级——工人、地主、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说，古典经济学以后所分析的问题他都涉及到了，他对劳动、价值、货币、剩余、地租、利息、赋税等概念的论述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称配第为“最有天才最有创见的经济学研究者”是颇为中肯的。这一评价为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他的学问是一座高峰。
然而，配第的人品就无人敢恭维了。他在165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爱尔兰军队的总医官。在爱尔兰他获得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Henry Cromwell； 即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著名将军Oliver Cromwell 之子）的信任，出任土地分配总监（missioner of Division of Land）； 主持把爱尔兰的人的土地分给入侵的英军及相关人员的工作。他利用特权获得50000英亩土地，成为新兴的土地贵族。以权谋私，这是他第一个人格污点。
配第三本重要著作的合集更严重的是第二个人格污点——背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背叛了亨利·克伦威尔，投奔查理二世，并深得宠信。他又被自己所反叛过的斯图亚特王朝封为爵士，并担任爱尔兰的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Ireland）； 为自己又得到大量土地，到晚年他的土地多达270000万英亩。真正是不惜手段，名利双收。此外，据配第的传记作者Alessandro Roncaglia 在《Petty：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harpe； 1985）中考证，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可见其生活作风也不检点。
配第的子孙们一直没把配第的著作整理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出版著作必须有作者传记，但“这个思想敏锐而又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庇护之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爵士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
人品与学问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必由于一个人学问精深而掩盖他人品上的缺陷，也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有缺陷而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更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高尚而拔高他的学术成就。人品与学问双优无疑是理想的，但“人无全人，金无足赤”。人品与学问兼备也是“此事古难全”。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
谁都知道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 1473~1543）是波兰著名天文学家，他在1543年临终前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被称为是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哥白尼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奠基者之一。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学过天文学、希腊文、数学和柏拉图的著作，精通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