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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去的那一年，这家小矿在矿长、矿党委书记梁庭贤的领导下，依靠干部群众，没要国家1分钱的贷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一个手工镢镐落煤的年产量只有几百吨的小煤矿，发展到了年生产能力300万吨原煤、产值两亿多元、利税8千多万元的自动化原煤生产企业。
干得好了，是非也就多了。正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打头的鸟儿先死，”得梁庭贤和他的这家煤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二是国家还在这里建有大型的两家地级煤矿企业，投资和职工总数全是这家小矿的十几倍。可是，这两家大矿几乎没有效益。至此，两家地级大矿和一家县级小矿之间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儿。
先是两家大矿拿来了省上的批文，要以梁庭贤的小矿为主两家大矿为铺成立XXXX煤业集团公司。梁庭贤见文件是省上发的，还牵扯到国有企业的出路问题。就顾全大局，不顾矿上干部职工的强烈反对，和两家大矿合并成立了集团公司。两家大矿的12位头头脑脑成了小矿矿长的婆婆，而梁庭贤排名第13位，最末一个副总经理。
从此，集团公司收走了小矿的人、财、物、产、供、销等全部权力。两家大矿张开了血盆大嘴，要吃小矿。我和这家小矿的干部职工一样，担心的是，这家小矿还能维持多久？如果照这个“改革”法，要不了多久，小矿就会变成“改革”的牺牲品。结果还真让我们不幸言中了。在《1号专案组》完稿将要付梓的前一天，我接到了那个地区一位领导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这家集团公司快倒闭了。我问，小矿不是单独成立股份公司了吗？这位领导苦笑着说，股份公司能干什么？人家集团公司不放权，你股份公司能干啥？等着死吧！堂堂股份有限公司，具然没有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听到这话，我的头皮都发麻了：这也叫改革？
改革要改掉落后的东西，达到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目的。然而，这个矿区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改革革掉了国企最具生命力的先进的东西，最终断送了国企改革的前途。
我为梁庭贤他们婉惜的同时，也为国企改革的前途而忧心。假设，当初把梁庭贤任命为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那么，今天这个矿区将是另外一种样子。“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用好企业领导人，才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个文学工作者，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去交朋友，去挖掘素材。只要关心老百姓，关注国家大事，你才能发现生活中闪光的东西。所以，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生活中另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创作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梁庭贤和他的“八道岭”煤电股份公司苦受煎熬，在他们和集团公司抗争的过程中，我30万字的《1号专案组》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曾经在梁庭贤煤矿所在地工作过的一位领导对我说，XX矿区干部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1号专案组》里的干部群众说出来了；XX矿区干部群众想干而不敢干的的事，《1号专案组》里的干部群众干了，真是大快人心啊！《1号专案组》的出版发行，很可能会挽救梁庭贤他们和“八道岭”煤电股份公司的命运。
五月六日早晨，我接到了“八道岭”煤电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的长途电话。他说《1号专案组》写的太好了！他让我好事做到底，再帮一次“八道岭”行不行？我说，行啊。能为“八道岭”的朋友们帮忙，能为甘肃的国企改革尽我的绵薄之力，是我最大的心愿。他问我能不能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代表“八道岭”矿区的老百姓向省委省府领导说明发生在“八道岭”矿区的一切，让省上领导把贪官诈去、偷去、抢去、骗去的饭碗还给他们。我欣然答应了。
这就是一个业余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因为是业余，没有财政发的工资、没有单位给的补贴，更没有什么差旅费、车费等等。所以，我们这些业余作家们就得挖空心思寻找素材，辛辛苦苦体验生活，大刀阔斧进行创新，起早摸黑学习创作。否则，谁给我们发工资？没有收入我们又如何养家糊口？一句话，业余作家们之所以能出成绩，关键是有创作的压力和动力。
二、把签约作家推向市场
由政府花钱养着一批作家，这一独特的“专业作家现象”，恐怕是我们的一大特色。然而，近年来，对于专业作家的存在是否合理，不少人一直提出质疑。现在，甘肃省文学院敢于率先推出签约作家改革方案，把作家推向市场。无疑是恢复作家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的最好方法。有利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把甘肃的作家推向市场，走向全国。
把作家推向市场，对作家而言，不因为逐月领取财政的工资和补贴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进而使创作更符合于自己的个性。使个人的灵气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文学院而言，也可以节约一笔不小的开支，用这些钱重奖优秀作品，以此健全作家队伍的激励机制。因此，不论从作家个人还是文学院本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是真正的“双赢”选择。
当然，文学院过去设立“专业作家”的初衷是积极的、善意的，为的是把一些在文艺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作家吸引到文学院来，由文学院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从而使他们能够衣食无忧地安心致力于创作。但是，这种体制忽略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艺术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用“圈养”的方式为作家提供帮助，实质上恰恰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仅如此，这种体制还使“专业作家”形成了一种惰性，使得一些作家不出作品照样领取工资。照样享受文学院的各种福利待遇。
把作家推向市场，是由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论述艺术创作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规律时指出，艺术创作有其内在的规律。既然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就不能采用同一种办法。作家的创作是否经受得起市场的考验，是衡量一个作家能否独立生存的标准。古今中外的每一个著名作家，没有哪个人是靠吃财政补贴成名的。相反，倒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一旦被政府所养，反而再也不能超越自己。这和过去国有企业里论资排辈的做法何其相似。看看“专业作家”体制下的作家队伍的整体素质究竟是在提高还是下滑，就不难判断出专业作家体制的合理与否了。
被国家养着的作家单是创作课题的申报与审批，就已经非常滑稽，再陷入单位里种种的利益纠纷，哪还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呀？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艺术追求，这还叫专业作家吗？
把作家推向市场，让市场说话，远比文学院自己去下评语更中肯有力。职业作家本来就是下海人，现在让他们回归到社会这个海洋里游泳，是成就他们出成绩、出成果的惟一办法。
三、写出让读者喜欢、好人振奋、坏人胆寒的作品来
我“1号”系列的几部小说，都是根据现实生活里的真实事件写成的。其主要人物基本上也是有原形的。所以，每本书出版，都有一帮人要对号入座：这个人是我，那个人是他……《1号会议室》（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就有人找过我的麻烦。《1号考查组》（花城出版社）出版后虽说太平了一阵子，可《1号专案组》（长征出版社）出版后，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
一天晚上，一个恐吓电话打到家里来了：“谁让你写的《1号专案组》？你写这个东西得了多少好处？……你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说，我自己要写的，好处是有的，税后稿酬收入是8万多元。你是谁？他又问：“某某某给了你多少钱？”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打电话的是“八道岭”矿区煤业集团的人。我说，我没有拿某某某的一分钱。他又说：“缺钱花说一声，给你个百儿八十万花去！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啥哩？”我问：你那百儿八十万是哪里来的？是你自己的，还是公家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撂下了一句“你小心着”的话就扣上了电话。从此，隔三岔五的就能收到这些个无聊的骚扰电话。
我同时也收到了不少矿区干部群众的电话，他们让我帮忙，让省上领导把被贪官诈去、偷去、抢去、骗去之物还给他们。也收到了不少热心读者的电话，他们说，之所以喜欢我的作品，是因为我的作品不但真实感强烈，而且视角独特、场面宏大、情节曲折。
这个时候，我就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