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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速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发现，基本上每次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速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发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速行驶，那么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速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轻早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部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多挑水。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有100万个成员的集体中，如果你提供了集体物品，那么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代价是值得的，很明显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是不值得的。没有一个社会的所有集团是全面和对称的，失业者、贫困者、消费者，这样的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对集体而言，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他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有3％的“利他主义者”，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奥尔森的努力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政治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深刻，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听到奥尔森去世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如果个人行为会带来集体行为的无效，那么集体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数百年后，一个叫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纽约年轻人站了出来，这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