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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用了一个最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另一个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结果必将一塌糊涂。
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哈耶克与世长辞，他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字：弗·冯·哈耶克1899…1992。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解释最深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这位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他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持续几个世纪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的问题。
原来准备进入法学院学习的诺斯，因为二战的爆发，不得已开始了三年的海员生活，持续不断的阅读使得诺斯树立了要成为一位经济学者的目标，不过紧接着，诺斯面临着一个抉择：成为一个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诺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探索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与贫困，尽管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但诺斯矢志不渝。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诺斯看来，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有人会说，如果想发展经济，只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就行，似乎这样的想法没错，可是结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马里照抄了法国的商业法，但经济却一塌糊涂，后来人们发现，当法国处在马里发展相当的阶段时，法国并没有商业法。
锁眼现象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制度文化作为基础。排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正式制度，但如果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不严格，那么遵守规则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有时候社会舆论虽然起到监督的作用，但在监督力不强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不排队或插队的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在银行、机场等地方，排队制度已经由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 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有趣的是，制度似乎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被她看上，你很难逃出。
美国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源自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英国人是美国铁路修建的指挥者。而英国铁路是从电车车轨中脱胎而出的，但电车车轨为何采用这一标准呢？原来最先制造电车的人是制造马车的，他们把马车的标准直接搬过来了，但这一标准又是谁订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罗马军队。古罗马军队最早设计战车时，选择了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标准，因为这更有利于战车的驰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屁股会决定了铁轨的宽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锁眼现象”。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某种依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的现象。
专业的说法是，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制度能够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就比方说，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电话，那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足够多的人有电话，那么你有电话就有意义了，进一步，如果还有人想和你们通话，他就必须拥有同样模式的电话。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移到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
“锁眼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路径依赖。简单的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正是依赖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而今天这些往日的优点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的经济衰退，人们最终发现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相比而言，美国人就幸运多了，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与它的制度灵活有密切的关系。
是球员，还是奴隶？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最普通的人也明白，雇员拥有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雇员的同意，他们不能被从一个公司卖到另一个公司。
但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这绝非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就在我们眼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一针见血地说：“FIFA就是最大的奴隶市场，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口买卖，买来穷国的运动员再把他们卖到其他国家，从一个俱乐部卖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个国家转向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大洲都成了欧洲的人口基地，这样的活动应该停止。世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没错，看似风光无限的足球运动员的确像奴隶一样被买来卖去。在现代足球俱乐部中，每当球员转会的时候，这里更像是一个奴隶市场，无论摘牌还是倒摘牌，很多球员都不知道自己要被卖到哪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星，2008年夏天关于罗纳尔多的转会案就让我们看清了一切，皇马俱乐部开出天价7000万英镑希望买入罗纳尔多，然而经过几轮较量，最终罗纳尔多现在的东家曼联俱乐部被激怒了，而在俱乐部的强硬立场下，罗纳尔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
从法律上讲，足球运动员的流动确实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运动员享有他们的专业运动技能，但是俱乐部独家垄断了这项能力的使用权。
1995年12月15日欧洲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裁定欧洲足联现行的球员转会制度与外援上场名额限制是非法的。而这次裁定的本质在于，确定了足球运动员是足球俱乐部的雇员而不是财产，但是这并未真正改变足球运动员的命运。
人权也是民主制度中的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人权状况很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一名普通士兵带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