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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意识到，现有的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此越发意识到必须建立与现实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
斯蒂格利茨为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提出了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提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费的不同向投保人传递信号，以此对道德风险进行干预。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它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或者可以将全额保险的保费设置非常的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努力降低风险的客户，他们就能够支付较少的保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负责任的客户带来的道德风险。
斯蒂格利茨还将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信贷市场。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银行的利润取决于利率和贷款人的风险，但在所有的贷款人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申请能够满足，因此银行希望将贷款提供给那些资质比较好的贷款人，但银行并不知道贷款人究竟柠檬还是桃子，银行担心这里也会最终成为“柠檬市场”。
银行所面对的同样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分辨贷款人的风险。为此，斯蒂格利茨收集了大量的贷款人数据并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依旧积极，这大概是因为，那些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客户说明他们在成功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他们才愿意支付高额的利息。
斯蒂格利茨由此提出建议，银行能够通过利率的变化向贷款人发出信号，也就是说通过利率的调整以甄别贷款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但同时如何避免那些低风险的项目被驱逐出信贷市场呢？斯蒂格利茨提出资金配给的办法，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中只满足部分申请，这样能满足那些确实需要资金的低风险项目。同时提供一些利率较高的资金，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贷款人将会申请，尽管银行为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通过高额的利息作为回报。
与斯蒂格利茨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宾塞也做出了类似的工作，他对“桃子”公司给出了建议，认为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用缺乏信息一方所信任的方式传递信息。通常，在一个昂贵的“桃子展厅”中，卖主不希望被几个柠檬而毁坏了荣誉，他们希望买到“桃子”的顾客能够满意地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说这里的“桃子”多么可靠，他希望长期经营下去。相反，“柠檬”的卖主则卖出几个“柠檬”后就要赶快换地方。
斯宾塞提出的建议是，“桃子”的卖主应该多发出可信的信号，展示他们的可靠性，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桃子和柠檬的区别。在二手车市场，“桃子公司”的管理者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这些品牌二手车公司开始向那些“桃子汽车”提供质量担保。而买家一旦选择了“桃子”，他们在略微多支出“担保费”的同时，将获得质量担保、售后服务等多项保证。同时，一些“桃子公司”正尝试着向买车的人提供一定时期的维修保证，以此传递出让购买者放心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经常也依靠这些信号进行选择，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身处异地的游客，如果想在附近找一家最好的餐馆，尽管并不知道选哪一家更好，但选择熟悉的品牌通常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因为餐馆老板不会希望那里变成一家“柠檬餐厅”，当然顾客通常在这样的“桃子餐厅”也会花费不菲。
工资与锦标制
哲学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经济学家说，婚姻是一次信息不完全的交易。在这场交易中，交易的双方都有公开的信息比如容貌、职业、学历，也有私人信息，比如个性、气质，显然这些信息是不对称的。和所有交易一样，婚姻也有收益和成本，组成家庭的费用是直接成本，各自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机会成本。组成家庭更多的是带来心理收益，通常来说只有双方都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才会结婚，否则宁愿当个快乐的单身汉。
进一步，把求婚者比作卖方，接受者比作买方，显然这是个买方市场，因为接受者能够在无数的追求者中进行选择，因此求婚者想要达成“交易”，就要尽可能的展示自己的优点，甚至伪造优点。接受者就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出真实有用的信息。介绍人作为中间人，所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但通常在成人之美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往往会送上促成婚姻的信息。
夫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成了婚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结婚仅仅是双方缔结合同的过程，而婚后生活就是双方共同履行长期合同的过程，虽然这是个相互独占对方的合约，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那些在结婚前被忽略的信息，往往在婚后常被无限放大。婚后双方都会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太严重了就只好解除契约，这就是离婚。
尽管这种将婚姻赤裸裸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至少说明信息经济学能够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
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博尔特包揽了100米、200米两块金牌，他现在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博尔特并没有全力跑完100米比赛，事实上他的成绩还能更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中的秘密还是信息与激励。因为在这样的赛制中，金牌的获得只取决选手的相对成绩，而与绝对成绩无关。即便是博尔特仅仅领先第二名0。01秒，他一样能够获得冠军和奖金。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博尔特在确定领先的情况下无须冲刺，只要保证与第二名足够的优势就行。经济学家把这种激励方式称作“锦标制”，即根据代理人的绩效排名来奖励代理人。
但是，显然这样的做法与奥林匹克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是冲突的，因为博尔特明明能够跑得更快。事实上，我们身边这样的“锦标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真正关心的往往并不是哪只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而只是它在所有基金中的排名情况，因此对于基金经理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绝对收益率，而是相对其他基金的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候，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抛售其他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以此打压别的基金净值，从而提高自己基金的排名。
在企业中“赢者通吃”的局面也是一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做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
狡兔死，走狗烹
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即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经济后果——效率损失。
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说：“这些企业的董事们是他人财产而不是自己财产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他们像合伙制企业那样小心谨慎。如同富人家的管家一样，他们倾向于关于一些小的事物，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声誉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类事情上有更大的处置权。”
现代产业经济学接受了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并且认为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董事们把企业交给管理者经营，董事会是委托人，总经理就是代理人，因此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下，人们接受了斯宾塞的建议，管理着可以向员工提供下面两种工资方案，以此发出甄别“优秀”员工的信号：
选择一：固定工资较低而计价工资较高的合同；
选择二：固定工资较高而计件工资较低的合同；
测试的结果很明显，能力较强的人会选择第一份合同，而其他人会选择第二份，显然，后一份合约会导致平均工资水平较低，这说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制度会失效。
然而，有些时候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监督信息的缺失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道德风险。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