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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国家。 ＇42＇
丝织业、麻织业 我国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国，是世界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绢帛的国家。蚕桑在商代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玉蚕。这些生动逼真的玉蚕，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蚕非常熟悉，也说明养蚕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甲骨文中的丝字作“■”形。其字形正表现出“絲”的形状。
殷墟的一些铜器上不止一次地发现附有布纹痕迹。 1972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觚、爵、戈等器物上也附着丝织品的痕迹。 ＇43＇ 通过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附于铜觚器表的纤维属于蚕丝纤维，并大体可认出五种不同的规格。其中有的可能是文献中常提到的“纨”，有的像“縠”，有的可能是纱罗。妇好墓出土的标本 651 号铜爵上附有绢的痕迹；标本 793 号圆铜尊上附有双经、双纬织物遗迹；标本 828 号铜方彝盖上有罗的痕迹；标本 791 号铜偶方彝上有回纹绮遗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玉戈上，保留有清晰的雷纹花绮印痕。可见，当时已有罗、绮、绢等各种不同形制的丝织品。夏鼐先生推测当时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
《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时“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锈被堂，金玉珍玮。”
丝织品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而广大人民只能衣麻，所以商代麻纺业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 ～ 1974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一座房基里发现一卷麻布。这几块麻布都是本纹组织，经纬线的密度不一。在 1 平方厘米上，有的经线 14 ～ 16 根，纬线 9 ～ 10 根；有的经线 18 ～ 20 根，纬线 6 ～ 8 根。经鉴定，这卷麻布，属于大麻的纤维，这是首次发现商代的麻织实物。
漆器制作业 我国漆器造型美观，色泽鲜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一只红漆木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殷墟发掘中多次发现商代漆器。由于漆器的木胎容易腐朽，因此，所见到的是木胎腐朽以后在夯土上保留下来的漆器印痕。有的还能看出清晰的漆花。 1969 ～ 1977 年发掘殷墟墓葬时，在 M 701 的一个古代盗坑中出土残漆器一件，此器呈葫芦形，朱红色；在 M 93 二层台上发现漆器残迹，漆器已朽，只遗留下镶嵌在漆器上的蚌饰。 1973 年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商代的漆器残片，木胎已朽，但仍能看出有盘、盒之类的器形，花纹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蕉叶纹等，都是朱红底的黑漆花，有的还嵌有嫩绿的松石；色泽绚丽明快，漆面乌黑发亮，花纹美观。 ＇44＇ 总之，商代漆器的制作工艺，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都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3 ．商业与交通
殷商王朝的青铜、玉石、陶瓷等工艺水平，从现在发现的大量实物来看，都是十分高超的，说明当时青铜铸造业、制陶业、制骨业、玉石制造业之间有了固定的分工，而且在每一行业内部也有一定的分工。
殷商时期，由于各行各业分工细致，逐渐形成了父子相承的手工业家族，他们基本上为贵族和本氏族的需要而生产。据《左传·定公四年》载，殷商王朝已有“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其中有陶氏、施氏、繁氏、长勺氏、尾勺氏等等。分工比较细致，但产品不投入市场。商代的手工业者大概也要从事一定的农业劳动。商代贵族大量需要的海龟、海贝、玉石以及鲸鱼骨等可能要组织专人到海滨及西北去交换而来的。
《尚书·酒诰》记载：周克商后，殷商民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伪孔传云：“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易其所元，远行买卖，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殷商民族正是因为有商业贸易的传统，才在被灭国后，去从事商贸活动的。
二里头墓葬和殷商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现了贝，如郑州白家庄 M 7 出土 460 多枚，殷墟五号墓出土 6000 多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出土 3790 多枚。商代墓葬中还出石贝、骨贝、铜贝等。有人认为，这些是商代最早的货币。甲骨文中有“贝一朋”、“贝廿朋”的记载。贝以朋计算，每十贝或五贝一朋。笔者认为，商代出现的贝还不是货币。每十贝或五贝一朋，也可说是一串，正是做为一种项饰或手足镯圈的形式。贝无论在原始社会时期或夏商早期国家时期，都是一种装饰品。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对于广大中下层人民来说还不显得十分重要。当然，做为装饰品，贝有它的交换价值。而且“贝”又和海中的一些龟贝、珍宝联系起来，自然贵重，深得贵族的喜爱，故贝又常作贵族的赏赐品。殷商时期，贝并不具有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许多民族志和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都说明，贝是作为装饰品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只有个别民族才开始用贝作为货币。
商代的交通比较发达，交通工具陆路用车，水路用舟。
《世本》载，“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胲”和“相土”都是商的祖先。“服牛”，即驯牛拉车。商代已经学会了以牛、马去拉车。在殷墟发现了许多车马坑，如在小屯、孝民屯、大司空村、白家坟、侯家庄等地，先后发现车马坑 16 座、马车 18 辆。这些马车多为一车二马，晚期出现一车四马。
商代的车均为木制，车身主要由车辕、车箱、车轴、车轮组成。用于拉车的马均有马饰。商代的车主要应是战车，用于作战和田猎，当然也作为交通工具用，由此推断，商代当已辟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
甲骨文中有“舟”字，作“■”形。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已出土有船桨，说明当时已有船舟了。殷甲骨文中出现“舟”字，就说明殷人已经拥有了舟船这样的水上交通工具。殷民族原是兴起于东夷地方的民族，濒临大海，因此会使用舟船完全是可能的。但目前尚未发现商代舟船的实物资料，还不能确知商代舟船的样子。
十、商代文化的发展
1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研究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这种龟甲文字首先在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当时一些农民在田地耕作中发现一种带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当地农民认为这是“龙骨”，就陆续当做中药材卖给药贩或药店。有时还把“符号” （ 即文字 ） 刮掉再卖。这样，历代甲骨文字毁了许多。
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早在夏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殷墟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殷商贵族非常迷信，他们无论出行、打猎、作战，或者在农作、收成、祭祀等活动中，皆要进行占卜。即用火在龟甲上烧灼，龟甲上就会出现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他们还在甲骨上刻上文字，记载占卜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甲骨上的文字增多，记载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甲骨上的文字多记载占卜的内容，故又称为“卜辞。”卜问内容涉及很多方面，这样就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殷商历史的文字资料。 1899 年有一个名叫王懿荣的偶然从药材中发现“龙骨”上有字，而且认为是一种古代文字，开始多方搜集购买，于是甲骨逐渐地汇集到研究者手中了。 1903 年刘鹗印行《铁云藏龟》，这是甲骨著录和流传的开始。罗振玉继起大力收藏，所得甲骨最多。辛亥革命后，罗以清朝遗老身份流亡日本，陆续印行《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 1915 年，他到安阳殷墟实地考察，开始注意到与甲骨共存的器物，于 1915 年印行《殷墟古器物图录》，将以往对殷墟出土文物的访求，逐步提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 1928 年 10 月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前后在殷墟共发掘 15 次 （ 其间河南省博物馆曾发掘了一部分 ） 。这是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科学发掘，注意到了遗存的全面情况、地层关系，搜集全部遗物，包括甲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铜范、陶器等。新中国成立后， 1950 年春开始对殷墟继续进行发掘，又发现许多甲骨和殷代遗器，对研究殷商社会有重要意义。
殷墟的 15 次发掘，共发现十万片甲骨文字，涉及的内容有天象、历法、战争、出行、殷王世系等。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大致相同，从而使殷史成为信史。甲骨文字的研究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金文，即铜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