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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
维多利亚州是澳洲联邦的第二大州（从人口及工业生产总值上看），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实上，悉尼和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是两个风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个商业城市，墨尔本是个工业城市；悉尼是个美国化城市，墨尔本则是个欧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较精明，墨尔本人则比较淳朴……
墨尔本和悉尼在气候上也有些不同，悉尼的全年温度比墨尔本要高一些，夏季比墨尔本热，冬季没墨尔本冷；在悉尼，如果你身体健壮，可以一年四季穿短裤，但是在墨尔本就不行。和上海比起来，墨尔本的冬季根本算不上是寒冷，但是和悉尼比起来，墨尔本更具有四季分明的特点。
墨尔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墨尔本。
当然，我也喜欢我的第一故乡——中国。
该说说我的第一故乡以及我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了。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很普通的市民家庭。我的家就在静安公园拐角处的一条小街上，我的学前时光都是在静安公园里度过的。静安公园后门的一处围墙下面有一个洞，早晨一起来，我们这些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孩子们就从洞下钻过去。静安公园是我们永远的乐园，我们一起捉迷藏，大了些又开始玩“攻山头”，那座小桥便是我们厮杀的战场。我那时长的相对瘦小，所以永远都在游戏中扮演“小兵”的角色。我不服气，我抗议，我甚至以假哭来要挟，可是没有人理我。我只好把“仇恨”压在心底，和他们一起玩。我那时心底的梦永远都是当军长，甚至司令。
我有着普通的外表，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一直是成绩平平。我的字写得很难看，唱歌可以算做是五音不全，画画经常是刚及格，只有数学和语文（其实仅仅是作文）稍微好些，也只是中上等的样子。
没有人认为我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在小学的时候，我依然很不起眼，还是因为我的个头不高，而且瘦弱。但是，我却有着一颗比高个子同学还高的雄心壮志。我一直想着出人头地，这种没来由的雄心壮志是藏在我心底的一个小马达，带着我不断地向前走，即使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逆境，我也不会屈服，不会倒退。那个小马达至今依然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可以说，我从小就有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不平凡人的狂想。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太少了。在当时学校里读的书太少了，我就找学校以外的书。大约在3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经济学，我在家中找到了一本苏联版教科书第3版，政治经济学，听父亲说这是毛主席提倡学的，我半懂不懂地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并且经常与大人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讨论牛奶为什么会被扔进大海的原因，在想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些名词，为能初步的理解而感到高兴。
别看我人长得不起眼，却一直做学生干部，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帮助同学，我都努力去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是小队长，从五年级到六年级又升为班委，分管过体育和劳动。
不过，我这个“小头目”也是一直不被同学和老师所重视，所以我的雄心壮志一直没能实现。其实，我当时的雄心壮志只不过是要当“大头目”。文革的时候，学生干部的名称都改了，象部队一样叫红小兵连长、排长什么的。记得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红小兵司令呢！她是一个女同学，平时特别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也很好。我就经常想，她为什么能做小司令呢？
经过了反思，我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不大听老师的话，个性强，当然还有学习不是很好这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是绝对喜欢那种学习好而且听话的乖孩子的。
我鼓励自己的座右铭是，鹰有时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这句话在日记中不知写过多少遍。我认为自己是个鹰，总有一天会展翅飞翔。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人都像得了怪病似的，生活在一种激情和幻梦中，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让自己和国家的风雨飘摇一起动荡不安。
中学的我比小学更加积极了。我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小组，我做组长，经常组织同学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政治理论书。为了弄懂这些理论，我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我就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被“文革”的急风暴雨荡涤过的中外经典著作。这是我的新天地，我被那些名作迷住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蹲在那个布满了灰尘的角落里，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养分……
…
16追忆似水年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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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书是可以外借的，我就把它们带回家，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从下午一直看到天黑。我的眼睛就是在那时近视的，我变成了一个“小眼镜”。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终于有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是在中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我被选上了红卫兵排长（也就是现在班级的班长）。这个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使我第一次尝到了那种被人尊敬，被人承认的甜头，当时我的内心是很得意的。
不过，说句老实话，在整个的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偏上而已。
在“文革”当中，我也犯了一个错误，给我的数学老师贴了大字报批判他。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其实那个数学老师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受了“文革”政治风暴影响的我，把自己平时对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看法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理解了，认为这个数学老师是要我们走白专道路的“牛鬼蛇神”。我写了很多大字报，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公开批判这位很有水平的数学老师，对他造成了伤害。
今天，我依然对我的数学老师有歉疚之心。
我要正式向他道歉，即使我已身在遥远的澳洲，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我也要请求他的原谅。
1974年，我中学毕业了，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部队，一个在黑龙江农场，按政策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去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锻炼，所以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去了农村。
1975年3月，我去了江苏大丰县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安丰分场第一大队第二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3月—12月，我先后担任第2小队的团支部书记，副队长和队长。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不喜欢拉山头，搞宗派，玩江湖义气那一套，所以我这个队长当起来就比较不容易。我们那个创业大队，尽是一些顽皮的人，前任队长就是被他们轰走的。我来上任之后，他们又故计重演，天天给我出难题，甚至和我明着吵，摆出一副不把我轰走绝不罢休的架式。
那时的我，想想看吧，个子不算太高，身子骨也不太强，还带着一副近视镜，象是是个白面书生，一看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睛里。他们甚至找机会欺负我，比如在门上放一盆水，我推门进来时被浇了个落汤鸡，或者是趁我睡觉时把我的鞋子藏起来。
开始时我和他们对着干，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对立，此路不通。
我知道我必须发挥我的优势，我巧妙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和他们沟通，关心他们，甚至和他们交朋友。一次在回上海参加理论培训班的时候，我还借机走访这些人的家庭，与他们的父母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一下子就把那些调皮捣蛋的伙伴们给感化过来了，我们也成了朋友。当我离开生产队，去创业大队担任大队长时，整个生产队列队欢迎，不少调皮的伙伴经常来创业大队看我。
我记得那是在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左的势力再次笼罩中国。我们象被上了发条的钟一样，不知疲倦地“战天斗地”。有一次，我带领创业队的二十几个知青在玉米地里抢种，整整72个小时没有睡觉，生活完全进入一种超常规状态。
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环境，“誓让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