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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种问题的揭露也好，我觉得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电视，比不过那些流行小报，比如说各种晚报早报，这上面登载的对各种腐败各种奇形怪状的故事的叙述已经是非常非常充分了。
那么文学作品有什么必要在这些方面和它去比呢？
而文学作品在同样介入争夺这个资源的时候，在什么意义上它还能够留给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能够超出于其他方面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能够超出于其他方面的那部分，才真正是文学的本质，才真正是文学能够在这个时代存留的一种依据。而那种品质，还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和文学性的表现，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说它行使着作为报纸，作为媒体，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办事的物品。
确实，我们一说对于社会的批判，这种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是与国家这样一个历史的完全的契合。那么我们现在不一定说能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民族国家也在逐渐向市场国家转型和过渡。大家也都知道克林顿和汤姆布莱德关于市场国家的一个论证。他们持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西方已经完成了向市场国家的过渡，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从民族国家向市场国家方面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相伴随的那一段历史已经终结了。我们寄望于文学所要承担的那种宏大的社会历史功能，本身也处于一个不说终结，也是势微的一种状况。当然，那种说法在目前这个语境中是否恰当，至少我总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历史的变化。
文学就是文学，它始终是以文学的方式，它最后能够落实的就是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品质。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看《龙年档案》呢》？我觉得《龙年档案》能够那么吸引我们，有些人能够掉肉，有些人读得很痛快，有些人读得放不下，而我们没有去看那些小报，没有去看各种各样的纪实的杂志，就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文学的品质，还是被称之为一种文学。
那么，我想恰恰柯云路这部作品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向市场国家转型的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文学本身还有它很丰富的很充分的一种资源。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政治文化很发达很充分的国家，而这种政治文化的资源如何转化为文学的资源，是可以去重新思考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平面上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很多的障碍，和很多的不能够说出不能够预言的原则似乎都可以重新去看待了。
比如说理想主义的问题，英雄主义的问题。我们一说罗成，他就是不真实。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人物呢？怎么有这么理想化的人物呢？但是好来坞不是一样地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吗？美国式的英雄人物，那种打十枪都打不死的英雄人物都有，我们怎么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美国人也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
我们实在是依然在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中，要求文学和现实的那种过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文学作为一种想象性的产物来对待。而在市场国家这个历史时代，我们可以把文学作为想象性的东西来理解，来把握。
我觉得恰恰在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我们能够把文学作为一种想象性的东西，能够建立在文学的品质上来理解文学，那么我们对于这部作品对人性的那种深刻充分的揭示，对于权力赋予人性的那种活力，对于场景的那种非常充分细致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文学的气息。同时，我们对他所揭示的这种反面人物也好，正面人物也好，我们不再以一种真实性、可靠性来理解它，而是在文学这个语境当中，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给我们以一种感受。
当然，我并不是说文学和现实没有关系，并不是说要完全割断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种关系已经不是捆绑得那么紧密，也不是那么死的。
当然我们说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重新思考的话，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有时候我们会批判理想主义的虚假性，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理想主义的存在都有它的必要性。当然我始终强调是一种相对的必要性。如果把理想主义推到极端，甚至把道德推到极端，认为它们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也是不恰当的。
对不起，拖的时间太长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