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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着装方式；其实是李健吾行为方式的一次缩影；其本质、其核心、其根本的形态就是从自我心意出发；从自我真情出发；径直往前；求其直畅表达；求其朗爽展示；而不顾其他……既然是一次缩影；当然就能常见于其行为方式之中。我所见到的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中；就有类似的表现形态：为了推进一期刊物；为了完成一个选题的介绍；他往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主动担当；不辞琐细；而不顾是否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是否给自己造成麻烦；古道热肠之情；令人可感。如果说这类学术事务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常能碰见的话；那么；有一种场合是人们经常碰得到的；几乎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便是每一个基层各种各样的“会”；特别是“政治学习会”、“生活例会”。它们是那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中真正的“公共场合”；碰头会面、行来走往的必由之路……从六十年代初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室之后；我与李健吾就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经常要在上述这种“公共场合”碰头见面。
在那个历史时期；基层单位的“会”；一般都是大家重复“官话”或稍作微调而讲“套话”的场合；但这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而言；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会上的“小自由”与“个人风格”还是有一点的。那时的文学研究所里；至少西方文学室就有这么一点气氛；开起会来；有点像自由主义空气弥漫的“神仙会”。请想想看；在座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哪一个不是“大仙”；主持会议的研究室头头卞之琳自己就是一“仙”；此外；还有郑敏、袁可嘉等等“小仙”；开起会来；岂能不“生动活泼”？说实话；这些神仙的说话发言；绝对是一道道“景观”；有的通篇只讲自己前一天夜里失眠之苦；如果时间允许；还要上溯到前几天夜里的失眠。有的以天真的语调细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琐事；有的从来都是以冷面幽默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怪话”；有的以绍兴师爷的精明劲较真矫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尽可能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走；毕竟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各自的灵魂与特定的视角；还少不了几分矜持；不可能像小青年与“基本群众”那样“放声歌唱”。那么；在这个日常的公共场合中；李健吾的“着装方式”如何？行为状态”怎么呢？
这位大仙多少有些不一样；首先是他喜欢讲；讲得多；这很符合“发言积极”这一个当时的政治标准。而且他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真可谓高谈阔论；甚至是“挥斥方遒”；大有当年刘西渭作书评时的才情四溢、豪情十足；虽然这是他外显型性格的自然之态；但似乎也还够得上“政治热情高”这一条。不过；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有那么一点“那个”；说得轻一点是“不和谐”；说得重一些是“刺耳、刺眼”；就像那次游行中他那个服装一样。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积极发言”中；不免经常直面政治与理论问题；甚至涉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既然这是政治学习。但这哪是他的所长？何况；他偏偏又喜欢精神跑马、思绪跳跃、语言飞扬；严谨的马列主义体系、严肃的政策怎经得他这么一“折腾”？因此；听起来经常走味跑调；不伦不类。他的发言绝对是“浪漫主义式”的；经常引申蔓延；别开生面；抒发个人情怀；弹奏自己的心曲；并时有段落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党委的领导；但每到这种时候；几乎都蹦出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党国”、“党部”。这不是解放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称谓吗？怎么用在我们伟大的党身上了呢？不了解李健吾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在混淆敌我；对伟大的党有所中伤；甚至是污蔑。但所幸是在本单位；在座的都是“家里人”；而且；一看这老头的确是满怀热情在真诚地唱赞歌；唱颂歌；何况；众所周知；“白纸黑字”有文为证：1950年；为迎接解放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有祖国》；高呼“我有了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接着；他又撰文歌颂志愿军；不久；他在参观游历了山东之后；竟足足写出了一本高奏“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的“山东好”；再次激情地高呼“我爱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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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合拍、倾情、赞颂；这是“翰林院”里的李健吾对自己时代社会的精神状态与立场态度；而他对自己的人际领域；对周围的友人熟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则是亲合、善意、贴近与热忱。
与李健吾稍有接触后；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个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人；他乐于与人接近，与人亲合，与人建立和谐、愉悦、诚挚、善意的关系；即使是与他有年龄差距、有学养深浅不同、有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与他交往接触之中；你只会感到平易、亲切、随和、宽厚；而看不到那种名士或自视为名人的人身上常见的尊严、矜持、倨傲、冷峻、架势。他与人交谈的态度与语言风格都十分平实；甚至有点平民化、凡俗化；没有一星半点才智之士的风雅矫饰与文绉绉。但说起话来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完全处于一种与对方坦诚相待的状态；一种“不设防”、“不保留”的状态；有时说得兴起；还高声格格地笑。不过他的嗓音实在不适于高声发笑；有些尖细；像一个女性；听起来有些夸张。难怪；他年轻时从事演艺活动时；在舞台上常常是男扮女装；演“旦角”、“青衣”……他与人交往时倒十分有涵养；从来不闲话家长里短；从不尖酸刻薄；从不非议影射他人；总之；是一个打起交道来只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单纯朴实、厚道正常的人；不存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错综复杂；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麻烦与后患……我想这大概是旁人乐于跟他交往的首要原因。
他在同辈名人中朋友很多；多得使人感到惊奇；这在“翰林院”里的名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既是名家嘛；总会有几分孤傲劲；自我格式难免有几分固定封闭；与他人也就难免会有几分“落落寡合”；而且；更糟糕的是；“文人相轻”既已成为世间的一条定律；身为文人；岂能不受此命定？……然而；李健吾似乎有点例外；他经常提到他这些老朋友——巴金、郑振铎、傅雷、陈占元；还有本单位的何其芳，钱锺书、杨绛夫妇；就像提到自己的家人一样自然、亲切、平常；没有炫耀；没有用心；完全自然而然；完全在一种和谐愉悦的心情之中。他似乎像呼吸着空气一样呼吸着跟他们的友情；呼吸着对这友情的愉悦感……
他是怎么与这些优秀人物结成真挚持久的友谊的？似乎可以说是开始于以刘西渭的笔名写著名的《咀华集》的三十年代；首要的原因显然是世人所谓的“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二十世纪人文道路上的同路人；都曾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并得其神髓。从内心状态来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人文理想主义者；都对社会文化积累与人文精神宣扬充满了献身的热情；并都创建了不会速朽的业绩。如果缺乏人文主义的理想与热情；如果掺杂了功利主义的实用谋算；如果自认为有革命的资格对文化“挥斥方遒”；如果自认为有刀笔吏的功力可任意对传统文化进行分厘必究的切割；自然就与他们格格不入；对他们侧目而视；更谈不上做到他们这样的分上。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领域；他们实际上是一批“上帝的造民”；构成了一个不成形的精神文化流派。曾被一些现代文学史的论者视为与革命文学主流不合拍的边缘化的流派。不论对此如何评价；如何定位；李健吾与他这些“哥们”牢不可破的天然纽带；正在于共同的思想倾向、人文情怀与学养志趣。
学界一位惯于持雅士眼光论世的先生曾经这样戏评李健吾说；“他行事处事颇有走江湖的味道”（大意）；此话说得不无一定原因；的确反映了某些客观情况。阿庆嫂说得好；“江湖义气第一桩”；如果说李健吾有“江湖味道”；倒是表明了他称得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这方面；我至少知道这样两件事：其一；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卞之琳在上海无住处；便是李健吾招待卞在自己家里住下；据说；像兄长对弟弟一样；时间相当久。其二；195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被康生所点起的“革命大批判”之火烧到头上；他的学术论著被公开批判；他在全国成为了一面显然要被拔去的“白旗”；但同年10月；他因公出差遭空难逝世；对他的批判才被迫中止。这时；李健吾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发表了悼念文章《忆西谛》；在文章中竟然勇敢地为郑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