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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大岛说，“此乃故事这种东西的发展规律——急转直下，别开生面。幸福只有一种，不幸千差万别，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幸福是寓言，不幸是故事。言归正传。唱片出来了，一路畅销。而且不是一般的畅销，是戏剧性的畅销。销量节节攀升，一百万、二百万，准确数字无从知晓。总之在当时是破记录的。唱片封套上有她的照片，她坐在录音室三角钢琴前，脸朝这边灿然微笑。
“由于没准备其他曲目，环形录音唱片的B面录了同一首歌的器乐曲。管弦乐团和钢琴。她弹钢琴同样精彩。那是一九七零年前后的事。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曲——母亲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出生，自然不知道。不过最终她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没出密纹唱片，环形录音唱片也没出第二张。”
“我可听过那支曲？”
“你常听广播？”
我摇头。我几乎不听广播。
“那，你恐怕没听过。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集。不过歌的确是好。我有收录那首歌的CD，不时听一听，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她都不乐意被人触及。”
“歌名叫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海边的卡夫卡》？”
“是的哟，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堪称奇缘吧。”
“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
我点头。名字是我选的。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
“不如说这点很重要。”
二十岁时佐伯的恋人死了。正是《海边的卡夫卡》最走红的时候。他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他钻过路障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是夜间快十点的时候。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长得像），抓起来绑在椅子上，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他想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四棱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头盖骨凹陷，肋骨折断，肺叶破裂，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两天后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对任何人没有意义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电话也不接。他的葬礼她也没露面。她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如此几个月过后，当人们觉察时，她的身影已从街上消失。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她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里。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有人说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现在住进精神病院。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据那人说，她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还有人说她结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她银行账户里有《海边的卡夫卡》的版税打入，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CD，尽管款额不大，但仍有版税进来，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况且她父母家境宽裕，她又是独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后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亲的葬礼（五年前他父亲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她主持了小规模葬礼。丧事告一段落之后，她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安顿下来，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过了一些时日，她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三岁的次子，佐伯同他单独谈的。谈的内容无由得知），其结果，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
今天她也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样子基本和《海边的卡夫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依然文雅秀气，楚楚动人。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现在她也时而微笑，妩媚固然妩媚，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再开它回家。
虽然返回了故乡，但是她几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亲戚交往，偶然见面时也只是彬彬有礼地聊几句世间套话。话题也很有限，每当涉及往事（尤其是有她在里边的往事），她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将话题岔开。她出口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其中缺少应有的好奇心和惊叹的余韵。她鲜活的心灵——假如有的话——总是深深藏匿在哪里。除去需要做出现实性判断的场合，她极少表露个人意见。她自己不多谈，主要让对方开口，自己和蔼可亲地附和。同她交谈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在某一点上倏然怀有朦胧的不安，怀疑自己无谓地消耗她宁静的时光、将一双泥脚踏入她井然有序的小天地，而这种感觉大多是正确的。
返回家乡之后，她对于别人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她以无比洗炼得体的风度继续穿着神秘的罩衣。那里有一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就连名义算是雇主的甲村家人也让她几分，从不多嘴多舌。
不久，大岛作为她的助手在图书馆工作。那时候大岛一没上学二没工作，一个人闷在家里大量看书听音乐。除了网友，朋友也几乎没有。加上血友病的关系，他或去专门医院，或驾驶马自达赛车兜风，或定期去广岛的大学附属医院。除去待在高知山间小屋的时间，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但他对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一天因偶然的机会，大岛母亲把他介绍给佐伯，佐伯一眼就看中了他，而大岛也满意佐伯，对图书馆工作亦有兴趣。佐伯日常性接触和说话的对象，似乎唯有大岛一人。
“听你这么一说，佐伯回来好像是为了管理甲村图书馆。”我说。
“是啊，我也大体同感。母亲的葬礼不过是她返回的一个契机。毕竟返回浸染着往日记忆的生身之地是需要相应的决心的。”
“图书馆就那么重要不成？”
“一个原因，在于他在那里住过。他——佐伯去世的恋人在现今甲村图书馆所在的建筑物、也就是甲村家过去的书库里生活来着。他性喜孤独——这也是甲村家血统的一个特征——所以上初中时他不住在大家住的主房，而希望在离开主房的书库里有自己一个房间。结果愿望实现了。毕竟是喜欢书的家族，这方面能够理解——‘原来想住在书堆里边，也好也好！’于是他在那边生活，不受任何人干扰，只在吃饭时间去主房。佐伯每天都去那里玩，两人一起做功课，一起听音乐，说很多很多话，估计还一起抱着睡觉来着。那里成了两人的乐园。”
大岛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看我的脸：“往下你就住在那里，卡夫卡君。正是那个房间。刚才也说了，改建成图书馆时多少有所变动，但作为房间是同一个。”
我默然。
“佐伯的人生基本上在他去世那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停止了。不，那个临界点不是二十岁，有可能更往前。那我就不清楚了。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嵌入她灵魂的时针在那前后什么地方戛然而止。当然，那以后外面的时间依然流淌，也无疑对她有现实性影响，可是对于佐伯来说，那样的时间几乎不具意义。”
“不具意义？”
大岛点头：“形同于无。”
“就是说，佐伯始终生活在停止的时间中？”
“对的。不过在任何意义上她都不是活着的尸骸。了解她以后，你也会明白。”
大岛伸手放在我膝头上，动作极为自然。
“田村卡夫卡君，我们的人生有个至此再后退不得的临界点，另外虽然情况十分少见，但至此再前进不得的点也是有的。那个点到来的时候，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只能默默接受。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我们驶上高速公路。驶上之前大岛停车升起车篷合拢，再次放舒伯特的奏鸣曲。
“还有一点希望你知道，”大岛说，“佐伯在某种意义上患有心病。当然，无论你我都有心病，或多或少，毫无疑问。但佐伯的心病则更为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