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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有条理地思考问题，而且心底涌起一股类似罪恶感的感觉——关于肆无忌惮的梦，关于自慰，关于在孩子们面前沉湎于性幻想。本来对这类事我总的说来算是有较强自控力的。
我打算让孩子们适当采点蘑菇，尽快结束野外实习下山回去。回到学校总有办法可想。我坐在那里守望着孩子们分头采蘑菇，清点孩子们的脑袋数，注意不让谁离开我的视野。
不料，不久我蓦然回神，只见一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什么朝我走来。是叫中田的男孩儿。他手里拿的是我染了血的毛巾。我屏住呼吸，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已经把它扔得很远，扔到孩子们不大会去——即使去也不至于瞧见——的地方藏了起来。理所当然。毕竟那是作为女人最为害羞最不愿意被人看见的东西。我猜不出他怎么会找到的。
意识到时，我正在打那个孩子、打中田君。我抓住他的肩，一下接一下搧他的嘴巴，也许还喊叫了什么。我疯了，明显迷失了自我。我肯定羞愧难当惊慌失措。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打过孩子，在那里打人的不是我。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孩子们全都一动不动盯着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脸朝着这边。脸色铁青地站立着的我、被打倒在地的中田君、我染血的毛巾就在孩子们的眼前。好长时间我们就像冻僵在了那里，谁也不动，谁也不开口。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俨然青铜铸成的脸谱。树林笼罩在沉默之中，只闻鸟的叫声。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我想时间并不长。但在我的感觉里是永恒的时间，是自己被逼到世界最边缘的时间。我终于回到我自己身上。周围景物恢复了色彩。我把沾血的毛巾藏在身后，双手抱起倒在地上的中田君。抱得紧紧的，由衷地道歉。我说是老师不好原谅我吧。他也好像处于受惊状态，眼睛呆愣愣的，很难认为我说的会传入他的耳朵。我一边抱着他一边把脸转向其他学生，叫他们去采蘑菇。于是孩子们若无其事地继续采蘑菇。一切都那么异乎寻常，那么突如其来。
我紧紧抱着中田君，久久伫立不动。我真想就那样一死了之，真想遁去哪里。就在旁边那个世界上，一场凶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不知有多少人在接连死去。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我再也无从分辨。我目睹的风景真是正确的风景不成？我眼中的色彩真是正确的色彩不成？我耳闻的鸟鸣真是正确的鸟鸣不成……我在树林深处孑然一身，六神无主，子宫里有很多血在不断外流。我沉浸在恼怒、惊惧、羞愧之中。我哭了，不出声地静静、静静哭泣。
随后，孩子们的集体昏睡开始了。
我想您可以理解，这种露骨的话在军方人员面前是无法出口的。那是战争年代，是我们靠“门面”活着的年代。所以，我向大家讲述时省略了我来月经的部分和中田君捡来我沾血的毛巾我因而打了他的部分。前面我已说了，我因此担心那会给先生们的调查研究造成不小的障碍。现在能够这么毫无隐瞒地讲出来，我心里感到释然。
说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孩子们竟一个也不记得那件事。就是说，谁也不记得沾血的毛巾和我打中田君的事，那段记忆从所有孩子的脑袋里失落得一干二净。事后不久我曾就此婉转地问过每一个人。或许因为那时已经开始了集体性昏睡。
关于中田君，我想写几点作为班主任老师的感想。我也不知晓他后来情况如何。战后从问过我话的美国军官口中得知，中田被送去东京的军方医院，在那里也持续昏睡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恢复知觉，但更详细的情况未能使对方告诉我。当然，这方面的前后经过想必先生比我清楚。
您也知道，中田君是插到我班上的五名疏散儿童之一。五人中他成绩最好，脑袋也好使。相貌端庄，衣着利落，但性格温和，全然不出风头。课堂上基本不主动举手，而指名问到时回答都很正确，被征求意见时说得有条有理。无论哪一科都能当场领会所教内容。哪个班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即使放任不管也会不断用功，考进好的学校，走上社会也会找到正确位置。天生优秀。
只是，作为教师发现他身上有几点叫人难以理解。主要是他有时候表现出一种类似淡漠的态度。多么难的课题他都能挑战，但即便成功了他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喜悦。没有奋力拼搏时粗重的喘息，没有屡受挫折的痛苦，没有叹息没有欢笑，就像是因为不得不为而姑且为之，无非得心应手地处理找到头上的事务而已，同工厂工人手拿螺丝刀逐一拧一下传送带传来的相同的零件螺丝是一回事。
我推测问题大约起因于家庭环境。当然，我不曾见过他东京的父母，准确的说不来，但在教师生涯中我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有能力的孩子有时因其有能力而一个又一个冲击本应由身边大人达成的目标，这样一来，就会由于过多处理眼前的现实性课题而渐渐失去其中作为孩子应有的新鲜的激动和成就感。处于如此环境的孩子，不久就将牢牢关闭心扉，将心情的自然流露封在里面，而重新开启这种关闭的心扉则需要漫长的岁月和努力。孩子们的心很柔弱，可以被扭曲成任何样子，而一旦扭曲变硬，就很难复原，很多时候都无可奈何。当然，这些是您的专业范围，无须我这样的人现在多嘴多舌。
另外一点，我不得不认为那里面有暴力的影子。我一再从他些微的表情和动作中感觉出稍纵即逝的惊惧，那是对于长期被施以暴力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反应。至于暴力是怎么一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他也是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能巧妙地使其“惊惧”躲开我们的眼睛，然而有什么发生之时，那肌肉隐隐的痉挛是无法掩饰的。我的推测是：多多少少存在家庭暴力。同孩子们日常接触起来，这点大致看得出。
农村家庭充满着暴力。父母差不多都是农民，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起早贪晚干活干得筋疲力尽，再说总要有酒入肚，难免发脾气。发脾气时总是动手快于动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从孩子的角度看来，多少挨点打也不会在意，这种情况下就不至于留下心灵创伤。可是中田君的父亲是大学老师。他母亲——至少从来信上看——也像是有高度教养的人，即所谓城市精英之家。而那里若发生暴力，便应该是与乡下孩子在家中所受日常性暴力不同的、因素更为复杂且更为内向的暴力，是孩子只能一个人藏在心里的那类暴力。
所以，即使是无意识的，我那时也不该在山上对他使用暴力。对此我非常遗憾，深感懊悔。那是我最做不得的事，因为他离开父母被半强制性地集体疏散到新环境，正准备以此为转机向我多少敞开心扉。
也许他当时心中尚有的余地因我使用暴力而受到了致命的损毁。如果可能，我想慢慢花时间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由于后来的情况未能得以实现。中田君没有苏醒过来，被直接送去东京的医院，那以来再不曾同他见面。这成为一种悔恨留在我的心间。我仍清晰记得他被打时的表情，可以将他深深的惊惧和失望历历重现于眼前。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最后请允许我再写一点。我丈夫于战争即将结束时在菲律宾战死了。说实话，我未受到太大的精神打击。当时我感觉到的仅仅、仅仅是深切的无奈，不是绝望不是愤怒。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这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丈夫将在某个战场上丢掉年轻生命的结果——我早已预想到了。在那之前一年我梦见同丈夫剧烈性交，意外来了月经，上山，慌乱之中打了中田君，孩子们陷入莫名其妙的昏睡——事情从那时开始就已被决定下来了，我已提前作为事实加以接受了。得知丈夫的死讯，不过是确认事实罢了。我灵魂的一部分依然留在那座山林之中，因为那是超越我人生所有行为的东西。
最后，祝先生的研究取得更大进展。请多珍重。
谨上“
第13章舒伯特的奏鸣曲
偏午时我正望着院子吃饭，大岛走来坐在身旁。这天除了我没有别的阅览者。我吃的东西一如往日，不外乎在车站小卖店买的最便宜的盒饭。我们聊了几句。大岛把自己当作午饭的三明治分一半给我，说今天为我多做了一份。
“这么说你也许不高兴——从旁边看来你总好像吃不饱似的。”
“正在把胃搞小。”我解释道。
“刻意的？”他显得兴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