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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静静地拿起另一封，细细撕开。这封笔迹潦草多了。“绣云吾妻：今奉命死守要塞，日军集结陆海空三军来犯，而我军孤军处死地，死国在即，身为军人，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教养辛劳，尽托付吾妻。十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今生已矣，惟望来生得报深情。”
她把信丢回桌上，嚷了一声：“我不要！”真的不要啊，不要一个人辛辛苦苦忍辱负重地活下去，没有他，她还有什么盼头，日子还有什么意义？他如果疼她，就应该让她跟了他去，让她从此轻松解脱，可是他这样狠心，这样逼她，这样强人所难！她捂着脸，重新抽泣起来。
过了半晌，好像听见远处传来什么声音，她停住了哭泣，侧耳倾听，却又没有。她勉强定了定，又把信拿了起来，仔细再看。
“今生已矣，惟望来生得报深情……今生已矣，惟望来生……惟望来生。”她拿出手帕拭眼泪，一点一点，拭得格外仔细，仔细得就像这辈子都不准备再哭，都不会再有一滴眼泪了。然后她抬起了头，眼睛里已经恢复了宁静。对着那个看不见的人，她低低地说：“你既然说好了下辈子，那这辈子我就为你守下去，守到死。”
看了一眼祖宗牌位，她走了出来，对着天空，她跪了下去。“苍天在上，四方神明……”
昏黑的天空中，有一颗原本暗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星星，此刻，突然星光暴长，放射出惊心动魄、透人骨髓的光芒。
写于２００５年８月
附记
从《中国国家地理》２００５年第８期“山河抗战”特辑，读到以下史实：
１９４３年５月，日军为了打通长江，集结陆海空三军七个师团，向鄂西宜昌、石牌要塞发动猛攻。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成了当时中国战场最关键的要塞之一。年轻的守军统帅胡琏，在回答陈诚上将“守住要塞有无把握？”之问时，回答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他抱定必死的决心，给家人写了诀别书信。（小说中的两封信来源于此，略有改动。）正是这种决心，使中国军队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一个多月的血腥厮杀，终于奇迹般地守住了三峡门户。
谨以这个短篇小说，献给六十年前死守国土的英雄们，和同样死守信念的他们的家人。
雁山云影
程绍国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朱自清到温州中学教国文的时候，温州中学学生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已经毕业离校了。朱自清为温州中学写下校歌，唱到今天：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锺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当时一个学生有回忆：
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手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硏唆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长，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写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题目，并且由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９０分到１００分，次格代表８０分到９０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就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发起他们学习的进取心。
林斤澜无缘听朱自清上课。１９２３年，杜鹃花开的春三月，朱自清抵温，二个月后，林斤澜才诞生。十二年后，林斤澜就读温州中学，这时的朱自清，正抵清华大学了。但，朱自清给温州中学留下的影响有直接，有间接，但都是深刻和深远的。
比如，就林斤澜个人而言，写过散文《校歌》，并在《校园生活》、《山深海阔》、《雁山云影》、《读雁山云影》中对朱自清有所叙述，甚至在小说中也隐约提到。
林斤澜与马骅、唐湜、赵瑞蕻都是温州中学三十年代的学生。这是继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之后，照亮文学星空的又一拨人物。两拨人物联系不多，郑振铎生在温州，长在温州，好像从来不认自己是个温州人。他似乎只认祖籍福建。有联系的只是唐湜和王季思、赵瑞蕻与王季思。唐湜是王季思的外甥，有血缘，后者对前者的指引不必赘述，而赵瑞蕻是王季思的学生，有诗为证：
在中山大学茂林繁花的深处，
我们品尝家乡美酒，促膝谈心；
春草池边的笑声仍在我心上淹留——
是您首先把我领进了文学的迷宫。
王季思《从春草池边说起》也说：
这温州城里原十中初中部的春草池边是赵瑞蕻童年学习的课堂，也是我大学毕业后最初上课的讲堂。
年龄赵瑞蕻最大，在温州的友人中，他和马骅的关系最密切。马骅在《烂漫的梦魂永在梅雨潭》中写道：
我和瑞蕻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们从十中附小、十中初中到温中高中一直在同一学校，高中时一起参加“野火读书会”活动，１９３６年在上海金家巷，每周或隔周有一次我们“野火”老同学的聚会讨论；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我们在温州籀园图书馆一起商议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事。此后他赴内地继续读大学。
赵瑞蕻生前（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５日）给马骅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明年是１９９９年，乙卯，兔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生于１９１５年，乙卯，属兔）。”马骅比赵瑞蕻小一岁。唐生于１９２０年，比林斤澜大三岁。在风雨飘摇的１９３５年，赵瑞蕻读高三，马骅读高二，唐湜和林斤澜在初中部，一个初二，一个初一。
是“野火读书会”衔联了他们。这个读书会的宗旨是“进步、文学”，因此在校园里影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方刚少年。他们读的主要是文学书，高尔基，法捷耶夫，鲁迅，茅盾……初一初二时，没有明确地叫“野火读书会”，林斤澜给它起一个名字：“厨房会”。
我最早参加的集会，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叫做“厨房会”。下了课，三个五个溜到厨房大师傅的宿舍里。大师傅在桌上有泡好了大杯茶，抽屉里有香烟——粉包，老刀牌。当时同班同学年纪可以相差好几岁，城里的一般年纪小些，乡下来的有的都结过婚有了孩子了。他们的家庭大都是地主，父兄有的是地方上的士绅，大师傅也多半来自乡下。这些大同学能够得到特殊的待遇，那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厨房后墙上有个圆洞，塞着一段大竹筒。“担水客”不用走校门转弯抹角进来，只用担到墙外，让水从大竹筒流进水缸。馄饨担也担到墙外，敲几声梆子，我们拔掉竹筒，就可以从圆洞里端进馄饨、鱼丸面。不过，“厨房会”最主要的节目是从大师傅床铺褥子下面拿出救亡刊物，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或从同学们的裤袋里拿出卷起来的进步文艺杂志，如《中流》啦，《译文》啦，等等。
林斤澜在《雁山云影》中接着写道：
这是在仓桥初中部的事。到了三年级，我们班在道司前高中部上课，和高中同学朝夕相见。“厨房会”没有了，但有了更加正规的读书会。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鲁迅先生已经逝世，但这时我才大量读到他的书，他的小说、杂文和他翻译的外国名著，以及他写序介绍的小说。
温州中学的读书会，由赵瑞蕻创办，不久就由马骅接手。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荡温州，马骅等带领高中部同学转到初中部，动员要到小南门拆除日本人开的什货店“东洋堂”。学生呼啦啦一大片，有人挥大旗，有人挥小旗。林斤澜说，我当时当然挥的是小旗。我问唐这件事，他说行动很快就被警察挡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