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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奖”给食指，获奖证书上签满所有与会诗人的名字，这一动议得到所有诗人认同。朗诵会一完，食指坐火车悄悄离去。他不参加其他的游玩活动，他是为诗歌而来的，与诗歌相关的活动一结束，他也就离去了。当地诗歌网站上的标题很准确，写着“食指来了，又走了”。还比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被追认为朦胧诗第一人的多多，更算得上某种意义的自我失踪。本来，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多多就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诗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多多的影响力仅限于诗歌界内部。这一则是由于多多本身比较低调，二则是由于多多的诗歌充满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呓语般的预言，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但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反而看不明白。多多的诗显得比“朦胧诗”更“朦胧”。比如关于１９７０年代，他写道：“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回忆与思考》），还有：“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句，隐晦地表达出某种强烈的情绪。这样的诗句，比起后来的一些仅限于简单的表面的控诉、揭露与斥责的诗歌来，显然更得现代派精髓，也更曲折地直面了那个荒诞而恐怖的时代的真正本质。也因此，这样的诗句也更能传递出真正的对于时代的切骨感受。现在读来，这些诗句仍然使我们感觉身临其境，或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歌的生命力，它比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但在当时，口号般的诗歌更受欢迎。诗歌活动家比诗人更走红。因此，先是真正的诗人从自己的时代里失踪，接着，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纷纷出国，诗人们又从自己的土地上失踪了。一去十多年，等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多多也是，在荷兰居住了十五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也自我隔绝的生活。回来后，对于母土的变化一度显得迟钝，在离家乡仍然遥远的海口住下来后，就哪里都不想去了。他知道自己还在边缘。但他已安心于此了。诗人与诗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么风光、受关注了。诗人们再次在人们的视野里失踪。他们如今居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还在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作。
没有出国的诗人们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差不多都失踪了。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以狂飙猛进风靡一时的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是那个时代的强力诗人，他宣称：诗人“‘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一位大诗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在评论界，李亚伟被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对抗性与批判性的反叛诗人，他的代表作《中文系》里，对体制的批判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即使现在在大学生中朗诵，也总能引起轰动。与其他的诗人相比，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大气，意境高远旷阔，气度雄浑响亮，比如这样的诗句：“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驾着火车穿过针眼开过了无数后悔的车站”，“码头停泊在秋天／一行大雁被天空挤出去／回家途中／人被自己的想象挤到一边／整个下午只得孤零零／活在一片远景里”，还有：“山外的酒杯已经变小／我看到大雁裁减了天空／酒和瞌睡又连成一片／上面有人行驶着白帆”。但这样的诗人到了九十年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九十年代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泛滥的时代，只有像“他们”诗派那样软绵绵甜腻腻的又有点另类的但总体充满小资情调的诗歌大受欢迎，就像学者旷新年讽刺的，那是类似穿“吊带衫”似的小反抗，表面上是与传统保守对着干，骨子里反而是迎合当下甚至是主动引诱勾引。还有一类以“身体”命名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声名赫赫，其原因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李亚伟这样的诗人就像动辄宣称“革命”者一样被敬而远之，这个时代崇尚的是温和的“改良”或“妥协”，即使在文化域场亦如此。这个时代喜欢的是眉来眼去的欲拒还迎或相互偷情，是毫无威胁与力量的貌似深刻的机智乖巧。技术与形式而不是精神气质压倒一切。李亚伟这样的诗人也因此落寞、孤独，倍受冷落，而且有趣的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危险性”，比如一位学者就坦诚地跟我说：“莽汉”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会令人猜疑，字面上就似乎有些犯忌，会被政治正确者挑刺，于是媒体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出现，这是知识人对于某种言论的自我检查与自我禁忌。而如果申办关于“莽汉”的学术研究课题，显然也不容易通过。怎么办？干脆绕过去。我要承认，这位学者说了实在话，九十年代里，到处是这样温柔得可怕的封杀。在这样的情势下，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诗人的心态也出现转变，李亚伟等诗人的心态本身已大不同于以前。我看过李亚伟写的一篇随笔《天上人间》，他说以前的梦想是当大诗人，指点江山，现在的想法倒是宁愿当一位在某个小地方或山中喝点酒、写点诗的小诗人，为自己内心世界的满足而写诗……从李亚伟的变化，我们其实多少可以窥见诗歌态度的惊人转变和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知道了为何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们会自动失踪。
八十年代，诗人们向往天空，九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却是回到了大地，回到了具体的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时代的重拳，将诗人击中，从空中跌落大地。不管诗人们愿意不愿意，心甘不心甘，诗人们不得不从自己的狂想中退缩回来，从虚妄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诗人们开始经商，下海，开始结婚，生育。莽汉诗人李亚伟当了火锅店老板，另一位莽汉诗人万夏做了书商。同样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的撒娇派诗人默默成了上海滩的寓公，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赵野等成了产品代理商或广告商。其他诗人的生活也大同小异，为时代风气所牵引改变，越来越务实了。一些诗人还在商业上如鱼得水，大获成功。诗人与老板，这也很协调。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歌逐渐边缘化的时代。诗歌从一种精神转换为一种专业、一种技术（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精神），诗人从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转化为个人化的低吟浅唱，既然是个人化的，自然更多地是对个人才有意义，诗歌与诗人集体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八十年代的那种诗歌的公共性烟消云散了。人们突然发现诗人们都失踪了，一位小说家声称：诗人们已经风流云散了。这里插上一句，非常有趣的是，相对于诗歌的冷落，由于电视剧的传播，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也有人称八十年代是诗歌的，九十年代是小说的。更有意思的，九十年代里有一部分诗人就主张诗歌要“小说化”。直到九十年代末，由于戏剧性的媒体的炒作，诗人与诗歌才以一种激烈争吵的方式引起一点关注。即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但在这样的争吵中，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其实更加寂寞。
就与那次争吵差不多时间，我正好去了一趟西北。到了西北，自然想起诗歌，想起诗歌，我就想起一位在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西部诗人张子选。八十年代，在我们那拨当年的校园诗歌的活跃者那儿，张子选几乎就代表西部诗歌与西部精神，他的诗歌以恢宏清旷的意境让我们对大西北充满神往。我现在还能背诵他的名篇《西北偏西》，全诗如下：
西北偏西
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没有高粱没有高粱也没有高粱
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
我和一个牧羊人互相拍了拍肩膀
又拍了拍肩膀
走了很远这才发现自己
还不曾转过头来回望
心里一阵迷惘
天空中飘落了老鹰们的翅膀
提起西北偏西
我时常满面泪光
自然，到了西北，我一路打听张子选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些诗坛活动家、消息灵通人士。回来后才听到一点消息，说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