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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了一句话：“外面墨黑！”他就去不了了。
他非常率真，毫无城府。他对人说夫人不好，说自己曾养很多的花，很好看的花，有回出差北京，回来花都死光了，原因是夫人动用了开水！与儿媳闹矛盾都找我们媒体，要求处理她。一回浙江作协评选老作家奖，先由市里推荐。他当着一堆人，说童话作家金江没名堂，是小儿科，而马骅也不如他。在温州，三位算是泰斗了，简称“马唐金”。马骅听到传话，哈哈大笑，“这老唐，这老唐……”而金江就记住这件事，很是难受。而唐湜虽然背后说人，但倘若马骅金江在当面，他也会这样说的。《温州晚报》一位副总编，亲口对我说一件事：他在大学时，爱好诗歌，曾把作品拿给唐湜看。唐看后，微笑说：“你今后不要到我家来。”问为什么，唐说：“诗歌不是这样的。”但，唐湜对有才气的青年却很喜欢，有时能做到诲人不倦。
我曾经思考一个问题：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林斤澜这样活跃的人打不成右派，而唐湜却是，唐湜是怎么了。我问唐湜这个问题，他又是牙痛一般说不清。一会儿说胡风什么，一会儿又说“林默涵，这个，坏人，坏人……”后来在《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是唐湜在北京任《戏剧报》编辑的时候。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午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１９５７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名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变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
做女红
季红真
季红真
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研究员，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萧红研究的专家，著有《萧红传》等作品。
一
做女红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
红是形声字，左边象形，右边注声。象形随丝，当与养蚕、缫丝与纺织相关；音是禾与工的反切，也就是禾的声母拼上工的韵母。同时工也具有干活的意思，那么“红”字也可以解释为干与丝相关的工作。尽管它最初的语义是指特定的颜色，应该是源自对包括生命在内的自然现象的命名，矿物质的颜色，人与兽的鲜血、花卉的颜色、以及太阳在某个时间的色彩等，从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加以概括。在色彩的基本意义上，特别强调了指涉女性的文化含义，红颜薄命、红粉知己等，都是性别指认的套话。这大约是起于对女性生命现象的发现，身体潮汐循环与生育时的血水奔流，都是红的具象，与石榴花显示着相同色彩，故有以石榴裙指代女人的说法。将植物与女人相类比，这显然是男性的视角。红前加女，重叠的语义区别于自然现象，体现着人类性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对这一色彩象征双重语义的强调，可以理解成红上加红。
推广开去的各种意思，则使这个颜色在语言所象征的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功能。它象征喜庆、主吉祥，古时的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要披红挂花。它又象征顺利与成功，“开门红”、“满堂红”、“红歌星”、“红舞女”，“红得发紫”是对一个成功的人充满嫉妒的讽刺。而不知道从什么时期开始，它又和革命发生了联系，象征着暴力流血的政治变革，大概是专取红字色彩的单一意义。而这又与宗教的神秘信仰相关联，中国的萨满教认为红色具有驱邪镇妖的功能。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文革”，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要打一个红色的大叉子。就连基督教中也有相近的观念，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在女主人公的胸前缝上红色的十字架，惩罚她违犯教规的越轨行为，煽动普遍的歧视。进入商业社会以后，“分红利”更是普遍的集资分配方式。就是在革命以后，新的权力结构中，也仍然存在尊卑贫富的差别，于是有了“新阶级”的命名，这又重合于前一种语义。以上三种意义附着在原始语义上，都使红色关联着现世的利益，意味着顺遂和发达。其中也包括了女性的文化价值，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体现。所以它又概括着所有人间的福祉，“红尘滚滚”、“红尘障目”，都是佛家形容世俗社会的用语。
工除了注音之外，也还有意义存在。工作的一般意义，加上丝的偏旁，强调了工作的内容，区别于渔猎、农耕、畜牧和其它的重体力劳动，以及两性都从事的生产活动，比如采集，这就使红字所代表的工作范围限定于女性。又古代所谓的“工女”，专指从事桑蚕、纺织和缝纫的女人，这大概是做女工的意思通于做女红的原因。由此推测，“做女红”的说法，大致应该产生于农耕文明中桑蚕业兴起的时代。这已经很古老了，至少早于先秦。《诗经》中多有桑间陌上的记录，《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中的《氓》，更是由以布易丝开篇，叙述被遗弃女子的痛苦，开中国“弃妇诗”的先河。周朝卫国处于河南河北相接的地方，那个时代，中原一带的气候大概是适合植桑养蚕的，而生态的变化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徙，使桑蚕以及丝绸生产业逐渐随之南移，成为一般人印象中南方的特产。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超越地域的，首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汉字偏旁，派生出不少与之相关的词汇。比如，绪的原始语义是丝之端也，经与纬都是织布时纵横的线路。如是说来，实在不应该小看了做女红，它几乎是文化的源头，关联着一大批词汇，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
起于中原，始于先秦，使“做女红”的说法拥有了广阔的时空范围。而它的具体内容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棉花的引进与普及，棉纺织品代替了丝织品，产生了一个新的字“线”，特指粗于丝而细于绳的同型物体。棉线是用棉花纺成的，故有丝的偏旁而以注声字区别质料。陕北民间的口语，称纺棉花为纺线线。丝线并列，既指两种质料的混合品，所谓棉加丝，也代表所有细致的绳状物。随着棉纺织品的普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线的语义不仅脱离了丝，也大大地超过了丝的语用范围，关联着人体、科学、社会和政治的广泛事物，神经线、电话线、前线，以及路线斗争等，都是以线为中心词。做女红的内容再一次成为文化的起点，具有了普遍的象征意义。
由引带来的阶级、文化差异，也扩及到整个社会。棉花取代了兽皮的御寒功能，成为了低廉也是普通民众承受得起的四季穿衣用度。由此形成的平民性文化特征，也是读书人自我标榜的寄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工艺的考究体现着贵族精致的生活质量，而布衣粗食则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标准。自隋唐开科举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喜欢自称布衣，连诸葛亮贵为一国之相，还要在《前出师表》中，声称“臣本布衣”。魏晋以前的名士，都要标榜出身高贵，且需华服美容才有资格，故有魏晋仕人“痛饮酒，熟读《楚辞》，可为名士”的反动。传统的工女成为了少数人的仆从，从宫廷到官宦富商，都养着做丝绸刺绣的专门人才。就是民间的织户，也首先是为朝廷生产，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江宁织造，专门督办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