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阉美捶⒏霰ǜ姘伞�
大家可能以为射击手和领航员都是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照我们后来查明，他们已经飞往敌人的后方轰炸过十二次，害怕的心情是由于恶劣的情报造成的。真可叹，在苏联后方，他们对德寇占领区的情况想象得完全不正确。他们以为这里完全聚集着德寇，必须时时刻刻东张西望，趴在地上爬。而现在，飞机驾驶员们还是深信，过不了五分钟，德寇一定会闯进医院里来。
一小时以后，支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带着两辆大车来到了。巴拉贝吩咐把四位飞机驾驶员全部送到支队驻地里去；同时命令把所有的武器从飞机上拆下来。可惜，无线电发报机被震碎了。
飞机指挥员沃洛丁直到森林里的篝火边才清醒过来。一明白是在苏维埃人们中间，他直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酬谢游击队。人家拿他的手提箱放在他床前。沃洛丁克服了要命的疼痛，打开箱子，拿出香烟、巧克力糖和最近的莫斯科报纸来分给了周围的人，接着又昏过去好一阵。
马克西莫夫和拉戈津过了三个星期便复原了。我们送他们越过了战线。第二驾驶员里雅博夫已能走动，只有沃洛丁还不能起床。我们拨了专用的橇车和马匹给他。他的两条腿已经上了五个月的石膏。
因此，沃洛丁躺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动身来到森林中的空地上，并且坐在橇车里指导建造飞机场的全部工作。
再过了两个月，沃洛丁可以拄着手杖走路了。他和叶麦里扬诺夫很要好，管他叫自己的救星。我们的年轻看护长实际在这位飞行员的行军床边坐了好多夜，救了沃洛丁的命，照护得很周到。可是不幸得很，他没有能够正确地放好石膏：沃洛丁用脚跟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机把沃洛丁运往莫斯科去了。在那边医院里，神妙的外科医生们矫正了他的脚骨。
沃洛丁在一九四三年重返前线。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还作了数以百计的战斗飞行。
我们把飞机场建成了。我们砍倒了二十来棵树，刨平了许多雪堆，指定了值班员，又供给了他们一些旗子。后来我们认定飞机未必会在白天出现，就给值班员们做了些灯笼。沃洛丁认为灯笼是废物，建议我们多备些火把。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拿些烂布缠在木棍上，放在重油或是煤油里浸一浸……”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连自己也笑起来了。木棍要多少有多少，烂布也不难找，但是煤油和重油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成了火把。我们花了好几天从枞树上刮下干结的树脂，熔化后，把缠着烂布的木棍浸进去。可是假如沃洛丁说必须弄到一颗二十五克拉的钻石，或是必须把整个飞机场都铺上地毯，说是没有这些，飞机便降落不成，我想，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的。
我们按照由无线电传达给我们的图形，在彼此离开一定的距离上布置了好多堆干树枝。当然，这是最好的、可以示范的干树枝，在树枝下面，铺上一层上好的稻草，准备好用一点火星便燃烧起来。除此以外，我们又在每一堆干树枝旁边放上一杯酒精，值班员们曾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连一口都不敢喝。他们一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必须把这些酒精泼在干树枝堆上，立刻点着……
我们等了很久。省委和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一连好几夜都骑马到飞机场去（它在距离我们营地五公里的地方）。白雪盖满了准备好了的干树枝，后来风又吹散了堆儿，再后来发现酒精不是被泼掉就是干掉了，而飞机总是没有出现。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声响都当作是马达声。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冬季的森林中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巨大的音响，特别是在夜里。可是在紧张的等候和十分激动的想象之下，是可能把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值班员们的谈话声、挂表的滴嗒声、甚至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当作快来到的飞机声的。
虽说沃洛丁本来应该很好地分辨出自己熟悉的声音，可是他也听不清了。
有一回，他下了命令。火酒泼上了，篝火也烧起来了……只有一堆篝火没燃着，没有构成必要的图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弄清楚那堆干树枝边的值班员睡着了，沃洛丁把他的鼾声当作了飞机引擎的轰隆声。
我们由无线电接到通知：“明日候机。”
我们问道：“昨天为什么不飞来呢？”
在回答中又是通知我们：明日候机。
于是我们理解到，原因有许多，我们不必全都知道。
二月十二日晚上，我们听到了均匀而响亮的嗡嗡声。不仅在机场上听到它，游击队的营地里也发出了喜气洋洋的警报。伤员们，即使是伤情最最严重的，也爬出了医院，想瞧上一眼；不待说，所有睡着的人都醒了。
我们迎着飞机放了几发火箭：两颗绿的、一颗红的和三颗白的。这是表示：“机场齐备，可以降落。”除此以外，它也表示：要是飞机不着陆的话，明天我们就得在和德寇的作战中来获得新的火箭，而且必须具备各种颜色的。要知道每次都改变图例的。
飞机没有着陆。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它们飞下来，在森林上空兜了两个圈子，转身便飞走了。
飞机一共是三架，更正确地说，我们在天空中看到了九颗明亮的、很快地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飞去的飞机的轰隆声已经开始平息，我们刚刚失望地骂了几句，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降落伞！”
夜是寒冷的，没有风。直对着篝火，极快地落下了一个人。穿着新的白毡靴、棉制服，戴着毛皮大帽子。他一边叫喊着什么，一边挥动着一只手。
接着我们又看见了一个。他正拼命地在扯紧一边的伞索来避开一棵枞树的树顶。
我们对他喊道：“靠右一些！”
他还是给树枝钩住了，吊起在离地三公尺的空中。他也穿着棉制服和白毡靴。
当我们向他跑近时，他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们是游击队员吗？”
“自己人，朋友，自己人！”大家回他说。
我们能够听到他轻松地舒可口气。接着用完全不同的声调喊道：“喂，请你们把我取下来吧，该死！让我到篝火边去烤烤吧。飞机没有暖气。”
在人们后面，箱子、包儿和麻袋都开始从天上落下来。它们十分准确地落在两公里的半径内。当夜我们便拾到了十二个包裹。
两名伞兵原来都是无线电报务员，很好的年青小伙子。不过，怎能说他们好呢！他们是穿着棉制服的天使，他们是奇迹，人人都想去拍拍他们的肩膀，或者哪怕碰一碰也成，好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但是卡普拉诺夫当场就命令把降落伞摺起来，点过数，好象还标上号码。当他发现伞绸上的一些窟窿时，伤心地摇着头。而箱子和麻袋呢，没有他在场，不许任何人接触。
直到所有的包儿全都堆集在一处之后，卡普拉诺夫才准许把它们打开。
我们的老诗人斯捷潘－舒普利克当夜背着人耽了一个钟头，然后在庆祝会的最热闹的时候带着诗回来了。
他自己没有朗诵，为了更出色一些，把诗交给了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瓦西里·赫穆利。
他爬上了最大的一只箱子，等到大家安静下来之后，朗诵道：
在松林的上空，
我们看到了飞机，
绕了一个大圈儿，——
还是瞧不到边际。
从地下室里爬出了病人，
忘了自己的苦痛，
出于很想，
看看咱们的机群。
它们找到了道路，
在游击队的营地里，
送来了援助。
大地上燃烧着火焰，
在高处——升起了火箭，
这是我们给飞机
约定了的信号。
飞到我们的附近，
飞机开始打圈儿，
低低下降，
准备着陆。
反坦克枪，
全部弹药，
还有给我们的好礼品－
烟叶和灌肠。
医药用品不少了－
病号很欢乐，
现在变得更愉快地
跟德寇作战。
两位同志着了地，
是从前方派来的，－
他们来到兵营里，
把一切讲给我们听。
为了咱们的政权，
为了亲爱的斯大林，
我们要打击混蛋的德寇，
为每一个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