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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部下面——来看尼坎诺尔，说：你不是某人吗？他企图否认，可是那个我们原先的工作人员原来认得他。说：你把小胡子剃掉了。他答道：一点不错，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叫他坐上马车，把他载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打谷场，命令他马上修好蒸汽机。德寇要动手打谷了。有个德国兵，也是个机匠，正在蒸汽机旁边拨拨弄弄，看来不知道咱们机器的构造，对它一点没有办法。尼坎诺尔指指那只手说：呃，我不能工作。他们商定，不要他亲自动手做什么，只要开口解说一下就行。于是老头儿当真迷住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本来在默默地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个秃头鬼，什么都别干啊。他们围着机器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地转来转去，可是什么岔子都找不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用激将法了：怎么这样一位有名的机械师也认输啦。我忍耐不住了，中了计，或许是要在德国人面前显显自己的本领。我的手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伸了出去——神智还没有来得及清楚，机器便开动了。我说，随你们怎样判断吧，但是要知我一生从来没干过地下工作，到和钢铁打过三十多年交道。’在这桩蒸汽机事件以后，他们对他说，德寇当局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去登记就行。接着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局去。就在那里他具了那个结。过了几天，他来看我们，请求把这件事完全当作一种手腕，并且说，他痛恨德寇，准备为咱们的事业贡献生命。统筹兼顾，有时侯结果常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一件例外事件。”我们反驳格列申科道。
“每一桩事件按自己的方式都是例外的。在登记的共产党员中间，绝非全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有一位同志，也是不久以前入党的，是位教员，找到我们说：‘虽说我有罪，虽说我不配有党员的称号，可是别剥夺我人的称号吧。给我一个任务试试。我承认，撤退的整个景象在开始时把我压服了，头脑也给弄昏了。可是在我反复思量，在我看到了人民的精神力量以后，我明白死倒要比过这样的生活强。我们命令他去侦察铁路上的地形。我们说，目的是为了破坏，虽说我们还没有任何工具来从事这种活动。我们派他到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去。你想象一下吧，他在夜里从铁丝网底下爬过去，后来给我们画了一张详详细细的地图：哪里是哨岗、哪里是弹药库……我们甚至可怜这个人了，因为他白白地爬了一次。不，毕竟不能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所有胆怯的人，说他们是卑鄙角色。日子久了，更多的象那位小学教员的人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可是机器匠怎么样了？”德鲁日宁兴致勃勃地问。“那么，这么说，你们把他开除了党籍，还使他和你们脱离吗？”
“老头儿开始拼命喝酒，喝起来样子真可怕。他造了一套自做烧酒的器具，蒸出那样头等的好酒，说得简单些就是精馏成的酒精。他学会把杂醇提去。当你渗上一点儿水的时候，简直象特等莫斯科双料酒。”
“那么，您已经尝过了？”波布特连科笑着说。“您说，老头儿脱离了啊。原来他现在对你们还有些用处吗？”
但笑话是笑话，格列申科提出的、在此以前巴丘克信里和库报告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重大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具有引起地下工作者一般兴趣的性质。
其实，我们必须明了卫国战争中普通的地下工作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应该干什么？能够接受哪一种人到自己小组里来？他们应不应该职业化，这就是说，应不应该把自己专一献身给地下活动？他们有什么物质条件来从事这种活动？
城市里的地下活动小组是由工人和职员、大学生和小学生组成的；农村里是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战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医师和教员，也有小学生。这些小组是由省委或区委派遣的同志来领导的。但是党务工作者不是经常职业化的。
谁也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除非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入了党的党员和国内战争的老兵。不过，一则，他们这类人寥寥无几；二则，现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与他们当时工作的条件很少相同之处。
我以为巴丘克的问题：应不应该准备恐怖行动，应不应该组织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是由一个老党员向他提出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社会制度而战斗。因为德寇在他们占领的乌克兰还没有实施、而且远不能实施资产阶级的制度，虽说他们当然力求这么做。他们只是暂时占领了土地而已。战争还在继续下去。德寇不仅在对红军作战，而且在对全体苏联人民作战。我们，无论是游击队员也好，或是地下工作者也好，全是军人。我们在作战。扑灭那些指挥官、农产部长、头目以及一切其他部长，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而不是恐怖行为。扑灭人民的叛徒——伪村长、伪市长、伪警察——也不是恐怖手段。他们是人类的螽贼，不是某种新政权的代表，而只是间谍、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是罪犯，我们不是杀死他们，而是按照祖国的法律来处决他们。
卫国战争中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中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前者是在相当规模的军事化团体中生活和活动，后者是被迫个别地生活和更秘密地活动。
沦陷区的苏联人民极其明了谁是自己的敌人。甚至最落后的农民也很快就明白占领者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不断地高涨了。
但是假若我们留在沦陷区的千百万人民知道了敌人的全部实情，哪怕知道了早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统治乌克兰的敌人死的已比活的多，那么他们的抵抗还会增加好多倍。
由于对民众说明前线的真实情况，由于经常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由于揭露德寇的战略手腕——他们的土地法、‘自由乌克兰之友’的把戏、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其他等等鬼计，地下工作者振奋了人民的精神，帮助了游击后备队的建立。
在城市或乡村里的地下工作者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阻碍德寇法律、决议、命令的实行；组织企业和农业公社中的怠工行为；揭发卖国贼；收集和转递武器和军火给游击队；为游击司令部和红军进行情报工作。
然而我在这里未必能列举地下活动的战士的全部职责。他的权利和物质上的机会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他们是受更多的限制的。对于雅勃隆诺夫卡地下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哪里去获得生活资料，我们只能答复一句话：同志们，去找工作吧，别管它是什么工作，你们要象老乡们一样地生活，要到处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如果必要的话，你们去给暴发的富农和地主们做雇工，去参加劳动组合，到铁路上或者德寇的行政和经济机构里去工作。我们必须到处有自己人，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德寇的占领机器。不过你要脊柱，只能按照组织的指示到这种地方去。
至于说到那些因受恐惧心的影响，或者因为某种‘个人的情况’向德寇登记并去供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他们是没有辩护理由的。不管钳工尼坎诺尔多么令人同情，但奥斯捷尔组织拒绝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是正确的。而格列申科说起的小学教员也必须马上开除党籍。
为了在人民的面前赎罪，他们在沦陷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就是参加游击队。在这儿，如果他们被接纳，就能够在同志们的留心监督下投入战斗。
但是读者要问：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尼坎诺尔和那位自认缺乏胆量的小学教员不是都到党的区委来认过罪吗？他们只动摇了一下子，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叛徒。
倘使他们是叛徒，那么就枪毙他们。不，我们不但批准了他们的开除党籍，还要求同志们把他们开除的事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决不能把自己的良心打折扣，共产党员无权片刻忘记人民把自己当作掌舵的党的代表人。当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犯了怯懦行为时，他使我们的事业遭受的损失，要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分子带来的损失大得多。
德寇郑重其事地布置共产党员的登记，挂起‘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在此登记’的大招牌。事实上他们想出来的登记本身并不是为了要统计和保证共产党员的安全。自愿去登记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当然，德寇事先也知道，只有卖国贼和胆小鬼才会去登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