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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呀？这是令人嫌弃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极大多数苏维埃人生就不能消受长期的游手好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是同样积极的，也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打得一样出色。这些失败的基础，有下列的原因：无能的领导、战术上的不学无术、政治上的近视。地理上的因素也有关系。在森林和山岳条件下作战，给予游击队显然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有展开游击运动的理想地理条件的区里，敌人很容易而迅速地压制了所有的抵抗根据地。
当然，成功的主要条件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我们的条件，主要的、带决定性的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的程度。在那共产党员能够保持自己主导地位的地区，在他们没有丧失和人民群众联系，号召群众跟着他们奋起斗争的地区，也就是侵略者受到打击最沉重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游击队都成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的力量。
当然，已经组织起来的、团结起来的共产党员们的支队，决不会耽得很久，也就是说，不会游手好闲的。我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原因，因为有些乌克兰游击运动的历史家们，只看到战争后半期的游击队的强有力的打击。他们认为整个前半期，也就是说组织阶段，是坐守和畏畏缩缩活动的阶段。他们把许多庞大的游击队的出现，和一九四二年末展开的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的运动，解释成由于德寇的恐怖手段和迫切要求复仇而产生的。因此这些蹩脚的理论家就把留在敌后的苏维埃人吸引来参加游击斗争的党的群众鼓动工作给一笔勾销了。
人民的抵抗的增强是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胁的加强、地下鼓动工作和游击队的打击的扩大成正比的。而这些打击不是别的，正是敌后的党的军事工作。
我们不是一下子就适应地下活动的条件，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我们新的组织形式的。在初期，当许多人指望短期斗争时，我们中间也有一批喜欢躲藏、忍受和坐守的人。打了几仗之后，这时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信心，这种情绪才开始消失。
对我们来说，转折点是波戈列察之战。
到十二月中旬，联合部队总共已有五百多名战士，而且逐日都有新战士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的鼓动员到处号召抗敌。省委会在自己印刷所里出版的第一批传单，一版印了几千份，标题是谁是游击队员，他们在和谁作战？我们在传单里对老乡们说：‘打击法西斯匪徒，去当游击队吧！’于是人们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
但是，生死关头来到了。我们已经不能不冒失去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危险而收容志愿人员的那个时候来到了。
志愿人员大多数随身带着武器，然而我们还是无法武装所有的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手榴弹、手枪——那些容易藏在衣襟底下的战利品；但是我们不够的却是自动武器，甚至步枪。我们极感缺乏的是子弹，储存的炸药也快用完了。来的是都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上过火线的。我们本来应该跟他们做很多工作。
严寒愈加厉害了。所有新来的人绝非都有御寒的衣服。冻伤的人愈来愈多。我们从事地下室建筑所费的经历不下于战斗和破坏活动。
我们原有一座无线电台埋在列普基支队的根据地里。无线电报务员们都牺牲了。除了他们，谁也不知道那埋藏电台的地点的记号。但是我们继续多方寻找。我们最优秀的搜索员们搜遍了根据地所在的那一段森林区域，掘了约有二十个坑洼，可是一无所获。
派遣人员越过前线去是不妥当的。太远了，我们早先派往前线联系的一些小组没有一个回来过。但是我们全体人员，从指挥员到最落后的战士为止，都了解在现代战争中，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游击队要不是给打垮，就会过牛马般的生活。
我们需要党中央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我们需要大后方的精神上的支持，我们要经常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和红军的行动协同一致的，是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在并肩作战。如果有这样的联系和领导，这会使我们便于完成多少任务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弹药、新式武器、炸药和地雷。德寇正在修复铁路，第一批德国军车已经从我们身边驶往前线。是的，联系，无论如何要取得联系！
在战斗中使用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参加作战，必然会增加伤号的数目。医疗设备的不足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得承认，在切尔尼多夫组成省支队时，我们不知怎的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只带了很少一点儿药品和绷带。我们到了森林里才发现没有带医师。我们有一位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伊西列维奇，还有几名女看护，至于医师呢，哪怕是青年医师也没有。
彼列柳勃支队有位看护长，名叫阿纳托里·叶麦利杨诺夫。我们派他担任联合部队的医药卫生处长。他十分努力，确切执行任务，而且极其细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医师，只是看护常，再则究竟还年青。他奋不顾身地照料每一个伤号和病号。可怜的人，夜里也不睡觉。然而伤号们虽然器重他的精神，但首先期待他的却不是善心而是医疗。
在初期，我们在科留可夫卡常常偷走区医院的医师。不错，的确是这样。我们在夜里乘车来到主任医师别兹罗德内依那里，把他用被子裹了，带到支队里来。别兹罗德内依给我们诊断、开方，或者动动小手术，然后把他送回家去。这一切都在德寇眼前做的。别兹罗德内依年纪已经不青，而且有病，森林里的生活恐怕他受不了；但是如果他的身体结实些，年级青些，我们就会想法说服他留在我们这里。
有一次我们企图利用德国医生来效劳。他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叫他取出伤员身上的地雷片来。他要手术工具。我们给了他一些短刀、小刀和刮脸刀。
庞大的队伍是躲不住的，只有在很好的武装的条件下，才能够驻扎在一个区里。
我要求支队、分队的指挥员们替每五名战士弄到一匹马和一辆良好的橇车。这个要求指示出必需的机动性。在任何时候撤退——从德寇眼前开走。
最初几天，这道命令执行得并不好。倒并非单是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之下，获得马匹和橇车这件事太困难，不是，是因为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需要它们，不了解这道命令就是大计划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攻势就在这个计划里头。
只有解决了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保证了机动性，安排好和大后方的联系和大大地改善了医药供应，我们才能允许支队作更进一步的、数量上的增长。
我是说“允许”，要知道我们还想建立一个游击师呢。
在对战士们的演讲和谈话中，省委委员和指挥员们描述我们的未来时常常说：“等咱们有了几千人的时候！”
但那时我们还只有几百人，而有些指挥员已经害怕更进一步的扩充了。德寇在这里实际上有几千人。他们在莫斯科附近把击溃以后，占领当局接到了赶快消灭游击队的命令。前线需要补充队。因此他们对我们结集了大炮、坦克和飞机，他们指望我们自行瓦解是失算了，正象指望把游击队从居民中间孤立起来一样。
德寇已经给士兵运来了几百双滑雪板；匈牙利人在伪警们的帮助下学习驾驶橇车；德寇试射的大炮炮弹已经落到我们营房的所在地。占领军的优势是很显然的，所以德寇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隐瞒进攻。在他们暗中投给我们的传单——通行证上，向我们提议“停止绝望的抵抗，走出森林来投降”。
我们没有一个同志被这些威胁所嚇倒。反而利用那些传单来做卷烟纸和某些别的用途。
然而，我们明白留在这里是不可能了。我们逗留在这个地方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在这时候，党的地下省委举行了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决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
那时候，党的地下省委究竟是什么呢？
从旁观者看来，它是几百名游击队员中的一小组人，这些人和群众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全体省委都占据着高位。他们在服装上、作风上、生活方式上跟其他的人一样是游击队员。
但是当这组人独处在一起的时候，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省委集合了：这就是说，他们正在决定整个部队——或许还不仅是部队——颇关重要的一些问题。问题未必是秘密的，然而一定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