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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军官都救不了你。’翻译员转讲给少校听,而自己却在笑。谢尔曼认真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说:‘不。’而翻译员这个坏蛋又给他讲了些什么。我听得‘共产党员’这个词儿。我想,这下子完了。少校又摇头,还给翻译员解释了好久。他对我说:‘我们德国人(过不了几天就把自己列为德国人了,而且那么自尊自大地说话),我们德国人主要的是秩序。有命令。按命令规定次序——第一步要收拾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其次轮到一切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第三步是共产党员的家属,第四步是红军军官的家属。你们在第三批名单里,警察违反了这个次序,因此受了处分。’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就该立刻溜掉;应该抱着孩子,把母牛套上橇车,连夜搬到别的村子里的亲戚那儿去才对。然而我指望谢尔曼少校是开玩笑,指望他真的对我好。我还是照旧给他做饭洗衣,每天晚上用海绵橡皮给他擦身。但是一轮到要对付我的时期,谢尔曼少校就成了石头一般,什么也不听了。伪警搬我的箱子,拖我的母牛的小猪,西夫抓住我的领子,用高统靴踢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怎么没有把我打死……”
她住了口。现在她那双干巴巴的眼睛尽向着一边瞧。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女人的脸上的深思的特征。她的嘴唇微微抽动着,好象想要讲出什么不习惯的东西,表示出新的、不明白的想头。
但是沉默了不一会后,她又说出了不论对她自己,或是对我们都没有用的话:“您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这就是德寇的高贵品质,法西斯强盗的高贵品质……”
“好吧,看来说完了吧?”我说,“或许还想说些什么?一般说来,您比起许多其他的人来还幸运些。您还活噢,您的孩子暂时也还是整个儿的。”
“难道说这还算得是生活吗?我上谢明诺夫卡一家亲戚那里去了,我的姨妈住在那里,我们俩的性情好比水火——合不来。后来我就上霍尔梅区去,转上嫂子那儿去了。”
“性情也合不来吗?”
“也是性情问题,”她同意地说,又叹了口气。“我需要男人,孩子们需要爸爸。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把他还给我们吧,可怜可怜孤儿们。他是不适合参加红军的,由于胃病,医生给过他免役证。而现在他离开老婆跑到森林里来了,想要打仗……”
这时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么哭哭啼啼地说下去,连眼泪也没有了。
“但是您要明白,”我想给她解释一下,“您的丈夫不在这里。他为了省委的任务出去了。总之,您要考虑一下,您讲的是些什么东西。现在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
她突然脱口说了出来:“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游击队员都是好人,德国人没有好的,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儿女们的敌人——我现在已经受过教训了。你们和德寇斗争,消灭他们,这一点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的,我对任何人也是这样鼓动的……但是我呢,我该做啥?我靠什么来生活?我现在有什么用呢?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曾经是一家之主,丈夫和儿女的主人;我有过权柄,有过力量。现在怎么样呢?力量我还有,这就是,”她伸出两只手来,捏紧拳头,使得手腕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力量是有的,但是我再也不是生活的主人了……”
德鲁日宁对我眨了眨眼,问道:“那么您爱苏维埃政权吗?”
“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房子呀,花园呀,家畜呀——我们什么都有。我的库兹马本人就是执委会的委员,我们靠他来养家活口,成长发展,生儿育女……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
“原来您看重苏维埃政权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您的生活轻松一些;你们有了房子、有了母牛、有了花园;您丈夫有了巩固的地位,有了工资相当好的工作,是不是?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德鲁日宁又问道。
她用惊奇的、甚至似乎是恐惧的眼光对他瞅了一眼。
德鲁日宁接着说:“倘若德寇把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您,孩子们也吃得饱饱的,丈夫也回到了您那里——在经济方面帮助您,那么您也会爱上德寇的政权了,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
“停止吧,德鲁日宁同志,”我说。“谈话该结束了,还有别的事呢。一切看来都很清楚了。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您住在哪儿,住在霍尔梅吗?”
她点了点头。
“您丈夫知道这位亲戚的地址吗?嗯,这就很好。等他完成了任务回来时,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他会到您那儿作一天客的。”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德鲁日宁的话大概很够她受的。
“要是没有孩子,”她慢吞吞地说,“我会到你们这儿来参加游击队……”
“我们不会收您的,”德鲁日宁说。
“这是我比方说,到你们这儿来,”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接着说。“这是我关于德国的政权问题给您的回答。您起初完全猜透了我的性格,就是对我说来没有比做主人更使我幸福的了。我现在确切地感到,有了德国人,有了敌人,谁也谈不上做主人,德国人不会派西夫,也不会叫警察,而会叫德国人的头目来当我们的村长,但是照人们的讲法,连这个头目也不会被派到乌克兰来当主人的。在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是活不下去的。这点真理我不是一下子明白的,而是经过破产和被侮辱才明白的,我想您在得到司令员的职位以前,大概也同样碰过钉子吧?”
我忍不住笑了。她伶牙俐齿地回答德鲁日宁。不能说她的话没有逻辑。一发现我的微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振起了一点精神,挺直了肩膀转入反攻了:
“你们在说,库尔科的老婆是不自觉的;说她除了房子、自己的孩子和家畜,什么也看不到;在政治上很软弱,只喜欢家务。那么,那个共产党人库尔科教了自己的爱人多少呢?在家里不是他教我,而是我教他。在执委会里,在会议上,在区委会里,你们都是党员,可是回到家里便说:‘老婆,给我吃饭,给我补一补衬衫,孩子吃饱了没有?为什么小猪长得不好?’我的库尔科到处夸奖:‘你瞧,我的马里亚真是个好主妇!’他没有看见我怎样在十五年中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在家务里……现在我再也没有家务了,我的两只手解开了,我的心象烈火样反对德寇。我想,这次找对到了库尔科,要叫他教我怎样生活下去。他是个党员,他在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战争期间还有什么生活?在战争时期到处是政治。你们不准我来见库尔科,并且还撵我走。”她把手一摇,不做声了。
我们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的谈话,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下了个命令,从粮食仓库里发给她的孩子们一些面粉和食糖,叫人把她领到哨所上去。可是在告别的时候,我又问她是不是同意随身带两三百张传单到霍尔梅区。
“在那里木材工厂的左边有一所炸毁的房子,楼梯下面有个坑。您把传单放在那里,我们的人会去拿的。”
“您是在考验我吗?”她猜度到了。“呶,即使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您的……把传单给我吧。请您留心留心,是不是也可以给我的大女儿找个适当工作?她十四岁了,是个少先队员……”
她走了以后,我们还争论了好久: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不可以相信她,贪得无厌到昏愦糊涂的婆娘,在这种时候真会有这样的改变吗。纵使她由于自己全部体验的印象,极端痛恨了德寇,是否也应该把她吸收进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里来。
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试试总是应该的。她也许不是很好的,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但毕竟是苏维埃人。在战争和沦陷的影响之下,这种人的政治意识清醒过来的有的是。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是到我们这儿,到我们的旗帜之下来的。我们应该接受他们,武装他们,把他们引向战斗。
在这里我再谈一下,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没有哄骗我们。不能说她工作很积极,但当我们需要通过她和人们取得联系,或是给某人转一封信或者一批传单时,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没有拒绝过。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要求她多大的积极性。她不住在自己家里。再说凭着她那很难相处的性情,能长久地住在亲戚家里倒也是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