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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军官都救不了你。’翻译员转讲给少校听，而自己却在笑。谢尔曼认真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说：‘不。’而翻译员这个坏蛋又给他讲了些什么。我听得‘共产党员’这个词儿。我想，这下子完了。少校又摇头，还给翻译员解释了好久。他对我说：‘我们德国人（过不了几天就把自己列为德国人了，而且那么自尊自大地说话），我们德国人主要的是秩序。有命令。按命令规定次序——第一步要收拾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其次轮到一切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第三步是共产党员的家属，第四步是红军军官的家属。你们在第三批名单里，警察违反了这个次序，因此受了处分。’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就该立刻溜掉；应该抱着孩子，把母牛套上橇车，连夜搬到别的村子里的亲戚那儿去才对。然而我指望谢尔曼少校是开玩笑，指望他真的对我好。我还是照旧给他做饭洗衣，每天晚上用海绵橡皮给他擦身。但是一轮到要对付我的时期，谢尔曼少校就成了石头一般，什么也不听了。伪警搬我的箱子，拖我的母牛的小猪，西夫抓住我的领子，用高统靴踢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怎么没有把我打死……”
她住了口。现在她那双干巴巴的眼睛尽向着一边瞧。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女人的脸上的深思的特征。她的嘴唇微微抽动着，好象想要讲出什么不习惯的东西，表示出新的、不明白的想头。
但是沉默了不一会后，她又说出了不论对她自己，或是对我们都没有用的话：“您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这就是德寇的高贵品质，法西斯强盗的高贵品质……”
“好吧，看来说完了吧？”我说，“或许还想说些什么？一般说来，您比起许多其他的人来还幸运些。您还活噢，您的孩子暂时也还是整个儿的。”
“难道说这还算得是生活吗？我上谢明诺夫卡一家亲戚那里去了，我的姨妈住在那里，我们俩的性情好比水火——合不来。后来我就上霍尔梅区去，转上嫂子那儿去了。”
“性情也合不来吗？”
“也是性情问题，”她同意地说，又叹了口气。“我需要男人，孩子们需要爸爸。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把他还给我们吧，可怜可怜孤儿们。他是不适合参加红军的，由于胃病，医生给过他免役证。而现在他离开老婆跑到森林里来了，想要打仗……”
这时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么哭哭啼啼地说下去，连眼泪也没有了。
“但是您要明白，”我想给她解释一下，“您的丈夫不在这里。他为了省委的任务出去了。总之，您要考虑一下，您讲的是些什么东西。现在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
她突然脱口说了出来：“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游击队员都是好人，德国人没有好的，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儿女们的敌人——我现在已经受过教训了。你们和德寇斗争，消灭他们，这一点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的，我对任何人也是这样鼓动的……但是我呢，我该做啥？我靠什么来生活？我现在有什么用呢？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曾经是一家之主，丈夫和儿女的主人；我有过权柄，有过力量。现在怎么样呢？力量我还有，这就是，”她伸出两只手来，捏紧拳头，使得手腕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力量是有的，但是我再也不是生活的主人了……”
德鲁日宁对我眨了眨眼，问道：“那么您爱苏维埃政权吗？”
“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房子呀，花园呀，家畜呀——我们什么都有。我的库兹马本人就是执委会的委员，我们靠他来养家活口，成长发展，生儿育女……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
“原来您看重苏维埃政权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您的生活轻松一些；你们有了房子、有了母牛、有了花园；您丈夫有了巩固的地位，有了工资相当好的工作，是不是？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德鲁日宁又问道。
她用惊奇的、甚至似乎是恐惧的眼光对他瞅了一眼。
德鲁日宁接着说：“倘若德寇把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您，孩子们也吃得饱饱的，丈夫也回到了您那里——在经济方面帮助您，那么您也会爱上德寇的政权了，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
“停止吧，德鲁日宁同志，”我说。“谈话该结束了，还有别的事呢。一切看来都很清楚了。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您住在哪儿，住在霍尔梅吗？”
她点了点头。
“您丈夫知道这位亲戚的地址吗？嗯，这就很好。等他完成了任务回来时，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他会到您那儿作一天客的。”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德鲁日宁的话大概很够她受的。
“要是没有孩子，”她慢吞吞地说，“我会到你们这儿来参加游击队……”
“我们不会收您的，”德鲁日宁说。
“这是我比方说，到你们这儿来，”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接着说。“这是我关于德国的政权问题给您的回答。您起初完全猜透了我的性格，就是对我说来没有比做主人更使我幸福的了。我现在确切地感到，有了德国人，有了敌人，谁也谈不上做主人，德国人不会派西夫，也不会叫警察，而会叫德国人的头目来当我们的村长，但是照人们的讲法，连这个头目也不会被派到乌克兰来当主人的。在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是活不下去的。这点真理我不是一下子明白的，而是经过破产和被侮辱才明白的，我想您在得到司令员的职位以前，大概也同样碰过钉子吧？”
我忍不住笑了。她伶牙俐齿地回答德鲁日宁。不能说她的话没有逻辑。一发现我的微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振起了一点精神，挺直了肩膀转入反攻了：
“你们在说，库尔科的老婆是不自觉的；说她除了房子、自己的孩子和家畜，什么也看不到；在政治上很软弱，只喜欢家务。那么，那个共产党人库尔科教了自己的爱人多少呢？在家里不是他教我，而是我教他。在执委会里，在会议上，在区委会里，你们都是党员，可是回到家里便说：‘老婆，给我吃饭，给我补一补衬衫，孩子吃饱了没有？为什么小猪长得不好？’我的库尔科到处夸奖：‘你瞧，我的马里亚真是个好主妇！’他没有看见我怎样在十五年中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在家务里……现在我再也没有家务了，我的两只手解开了，我的心象烈火样反对德寇。我想，这次找对到了库尔科，要叫他教我怎样生活下去。他是个党员，他在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战争期间还有什么生活？在战争时期到处是政治。你们不准我来见库尔科，并且还撵我走。”她把手一摇，不做声了。
我们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的谈话，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下了个命令，从粮食仓库里发给她的孩子们一些面粉和食糖，叫人把她领到哨所上去。可是在告别的时候，我又问她是不是同意随身带两三百张传单到霍尔梅区。
“在那里木材工厂的左边有一所炸毁的房子，楼梯下面有个坑。您把传单放在那里，我们的人会去拿的。”
“您是在考验我吗？”她猜度到了。“呶，即使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您的……把传单给我吧。请您留心留心，是不是也可以给我的大女儿找个适当工作？她十四岁了，是个少先队员……”
她走了以后，我们还争论了好久：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不可以相信她，贪得无厌到昏愦糊涂的婆娘，在这种时候真会有这样的改变吗。纵使她由于自己全部体验的印象，极端痛恨了德寇，是否也应该把她吸收进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里来。
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试试总是应该的。她也许不是很好的，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但毕竟是苏维埃人。在战争和沦陷的影响之下，这种人的政治意识清醒过来的有的是。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是到我们这儿，到我们的旗帜之下来的。我们应该接受他们，武装他们，把他们引向战斗。
在这里我再谈一下，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没有哄骗我们。不能说她工作很积极，但当我们需要通过她和人们取得联系，或是给某人转一封信或者一批传单时，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没有拒绝过。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要求她多大的积极性。她不住在自己家里。再说凭着她那很难相处的性情，能长久地住在亲戚家里倒也是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