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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一个老相识来了。
有一天黎明，在营地境域内扣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人们问她到森林里来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找丈夫来了。
“你丈夫是谁，姓什么？”
“我丈夫是个领导人，”她答道。“他和奥尔洛夫同志本人是朋友。”
“你说哪一个奥尔洛夫啊，”哨所上的弟兄们问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奥尔洛夫。”
“嗳，就是奥尔连柯。”
弟兄们认为这个谁都不知道的女人，消息居然这样灵通，是形迹可疑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奥尔连柯。你说说明白，到底是找谁？你丈夫姓什么？”
“哦，”她答道，“你们这样装聋作哑干么呀？我是找费多罗夫。他也知道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党员，被保密的人。他在党里的诨名是‘谢列依’。”
弟兄们在哨所上商量了一下，认为就这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是不行的。他们决定预先搜查一下，叫她把短大衣脱下来。她不愿意。
小伙子们对她吆喝了，她的口才也伶俐机智、无隙可寻，回答得终于使弟兄们冒火了，动手动脚剥她的短大衣。
她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森林：“救命啊，好人那，他们在抢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了结的。但是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离哨所不远的地方，一听得叫喊声，就上哨所去了。
这个个子高高的、精疲力竭的女人向我奔来，高兴地好象见了亲人似的。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亲爱的，是您吗？啊呦，您变得这样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啦！可见人们说得不错，说您在这儿当了首脑，这么说，游击队有力量是真的喽？……”
“慢着，您安静一下。我可认不得……”
“我就是库尔科呀，马利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在列夫基时您到我家来，还把我丈夫给带走了，您记不得了？‘
她比那时变得使人吃惊：脸色如土，双手瘦削，只有两只眼睛还象从前一样闪着凶光。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脚上穿的是一双极大的男式毡靴。
弟兄们把短大衣交还了她。
她急忙穿上，又跟我说：“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有话跟您说。”
在我的地下室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在火炉边烤暖了身子，又一下子喝了半玻璃杯酒，就向我提出那样出色的要求：“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叫我丈夫回去吧。孩子们没有爸爸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老是哭。我们没有东西吃，东西全给伪警和那些该死的混蛋们抢光了。我和孩子们离开了列夫基，简单说来是逃跑的。我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讨块面包……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可怜可怜吧，要知道我有四个孩子呢。”
这可把我嚇住了。我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本来想说说笑笑就把她赶走的。特别是我还没有忘记她丈夫給她做的鉴定：“这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被好奇心吸引住了。我想知道她的生活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她把丈夫当时留给她的东西都藏到哪里去了。
我心里烦：“她这种人干什么都不择手段的。只要保住财物，并且如果能够添增财物的话，不论伪村长也好，德寇也好，她都会为她们服务的。”
“你说‘回去’是什么意思？”我镇静地回答道。“您又不是糊涂的女人，您自己懂得：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并且在履行自己的天职。谁也没有强迫地拖他走。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是因为他的信仰是这样的，在党和祖国面前的天职是这样的。”
“他是自己跟您走的，这一点我知道。他象个孩子，不懂事。战前他也是这样：区委叫他去——到社会保证处去工作，他就去。在社会保证处倒还不错。后来把他塞进户籍登记处，他也顺从，领导户籍登记处有一年，工资很低，而好处呢——只是喝喝喜酒罢了。”
德鲁日宁不知道有什么事到地下室里来了。他是认识库尔科的，当时我也对他谈起过关于在列夫基的遭遇。马里亚·彼特罗伏娜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跟他握手问好。
我请她吃了些东西。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在她面前端上一碗饭，上面还放了一块肉，而且不惜切了一大块面包，又端上一大罐食盐，随她拿，可是这时候她的脸扭歪了，放声大哭起来。
“啊呦，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一面擦着脸颊上的眼泪，“您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可没有这样体谅您。那时我的想法不同，我追求的不是这个。”
“吃吧，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德鲁日宁说。“吃吧，别忙，过后我们再详细谈谈自己的生活吧。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
她吃了点儿，接着就开始讲了：“当您那天夜里不见以后，我的库尔科也跟着您抽身了，我冲出去想追上他，但是天太黑了，没有找到。我认定：不要紧，他会回来的。他当真回来了。您想他怎么着？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的话把他说动了，又跑掉了。一天不回来，两天也不回来。这时候德寇打进列夫基来了。我家住下了一个德寇军官。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可把我嚇坏了！我心里想，要是他知道我丈夫是个共产党员，那怎么办呢？零零碎碎的旧东西也没有完全藏好。德寇正好在展开寒衣运动：给自己的军队征集寒衣。他们要求大家捐赠。那个军官看到我的几件皮袄，拿手指着说：‘这是什么东西？’我也用手比划，用话尽量解释，说是我给不可战胜的德国积极收集起来的礼物，一面陪笑，一面鞠躬。我看见，他也在笑，说：好，好。
后来他们派了一个移民中的小家伙来照料这个德国军官，他是个翻译员，也住在我家里。我给他们做饭。谢尔曼少校本人好象是很客气，很干净。可是那个小家伙却是够脏的，满脸疙瘩，毒辣辣得象蛇一样。
起初，日子过得还不十分坏。少校跟翻译员住在房间里，我跟孩子们住在厨房里。谢尔曼少校一到晚上就洗澡：我给他在澡盆里倒满了水，他给了海绵橡皮，叫我给他擦身。他赤裸裸地坐着。嗳，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忍耐着，一面哭，一面管自擦去。游击队员同志们，这都是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做母亲的什么都忍得住！
那个少校，似乎是很善良的。他给我的孩子们喝甜酒，有一次还给了一杯咖啡：里面倒了许多糖。我把这杯咖啡分成三杯给孩子们喝。
其他的德寇动不动就打人嘴巴。而我们的少校总是亲切地说：马里亚太太……
翻译员把自己那副长满了疙瘩的脸扭来扭去，总是推弄着孩子。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是懂得我的个性的，当那个翻译员想调戏我的大女儿的时候，我把他从厨房里推出去了。他去找少校，少校笑着说：好，好。
我已经迁就了，夜里偷偷地把东西一件件地藏起来。我就想这样慢慢地过日子。这时有两个警察和我们的村庄安德列·西夫到我家里来了。谢尔曼少校不在家。西夫到牲口棚里去拉母牛，另外两个去抱小猪。我大叫起来，孩子们也罢帮着我叫。西夫威胁我说：‘我要打死你！’他把手枪指到我胸口上来：‘住口，布尔什维克传染病！’但是您是明白我的性格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如果谁弄到我孩子身上，把他们最后的财产也夺去，那我什么也不顾，谁也嚇不倒我。我和西夫打起来，把他牵牛的绳儿拉断。这时谢尔曼少校走进原子来了，迈着军人的步伐：一、二。谢尔曼少校一手拉住了西夫的领子，一手给了西夫两记耳光。我看到这件事，便跳到警察们跟前，抓起一只水桶，就用这只肮脏的水桶打他们！这样他们从院子里跑掉了……”
说到这里，德鲁日宁按捺不住了，打断了她的话：“您认为你们列夫基那里的德寇都是那样高尚的呢，还是只有那个谢尔曼一个人是这样的？”
“我自己本来想，他是高尚的，我有两个星期是这样想的。不过这是他的表面的政策，而内部的政策却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他们俩——谢尔曼少校和他的翻译员——坐在那儿。我想去试试看：他们知不知道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我那么轻轻的走过去，假装着哭说：‘少校老爷，我的孩子不能出去玩，警察揍他们，还威胁我说，就是军官都救不了你。’翻译员转讲给少校听，而自己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