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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里，鲁多依同志和另一位游击队员从窗户里爬进了列戈夫妇的家里。我事先把房子内部的布置画在纸上。我请求鲁多依带我去，很想积极参加，但没有成功。他又对我说，我做这类事，人还太小。真是叫人委屈。我站在街上，以便万一出了什么事打口哨。半个钟点以后，大门开开了，游击队员们出来了。‘一切都很好，伏洛加，咱们走吧！’他们把这对夫妇不开枪就结果了，还在那里找到了市内共产党员和军官妻子们的名单……
此后我奉命继续在市内活动。我住在家里，但白天哪里也不露面。父亲给我送来一卷纸，说：‘写吧。’我整天地写传单。他们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列涅依·科夫列夫，一个很勇敢的少年。后来我们耍的把戏可大呢！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共青团员瑙明科，外号叫邦尼亚，也是个挺机灵的小伙子。他是从游击队里被赶出来的，因为在哨岗上睡觉，如果有什么活动的事情，他总是能办得到的。可是要他呆在一个地方，纪律性就不够了。
有一天夜里，伪警到邦尼亚家里来，他被捕了。他们叫他把高统靴和裤子都脱下，命令他：‘向前走！’他很快地向前走，猛地一下子砰地关上了背后的门，拿木头顶住，就这样光着屁股逃跑了。
我们起初拿槌子把传单钉在房屋的墙上，敲得很响。这是故意的，为了叫人们出来看看。但这样做不太方便。人们害怕，就立刻把自己房子上的口号和传单撕掉了。于是我们决定黏贴。母亲给我们打浆糊，我们在公共场所贴，甚至在厕所里也贴，那里人们可以安心地看完。
后来我们又收到了几种书籍：怎样和象鼻从斗争，斯大林拖拉机厂出品——ＢＡＴＮ式拖拉机。从表面上看，这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小册子，头上的两三页真的是谈到象鼻虫和拖拉机的。可是往后便是斯大林同志告人民书，党的省委的宣言，号召参加游击队。我们把这些小册子暗暗地分发出去，在赶集的日子里干脆就散给人家。
我同支队一直保持联系几乎有两个月，完成了许多任务。但后来德寇把支队逼进了森林，我已不知道我们的队伍在哪里。大批的德寇又赶上科留可夫卡来了。伪警们慢慢地探出我在干什么。我不得不逃走了。这下子我可遭了难。我饿着肚子在森林里跋涉了八天八夜。
我顺着森林里的小路走，饿得摇摇晃晃，碰到了一位老大爷。他带我去过夜，把我安置在炕上。他和老太婆一起吃晚饭，吃着马铃薯和黄瓜，我却不好意思开口要。后来老大爷叫我到桌边去。他说：‘你们游击队员是值得骄傲的人！’我很得意。但是我毕竟害怕承认真是游击队员，我总是否认。原来这位老大爷早就发现我衬衫里藏着一颗手榴弹了。他说：‘孩子，我明白你要找谁，游击队员在那边呢。’他对我指了指省支队所在的森林。分别时，他又送给我一颗手榴弹。
早晨，我就到这里来了。但结果我来到了中立地带——在德寇和你们之间。嗳，我想，这一次可完了。我决定，不管怎样，要向你们这边爬。即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死，总比受德寇拷打好些……”
伏洛加虽然自己个子小，却成了一名优秀的战士。他曾是共青团为掌握游击业务的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常出去侦察，彻底的研究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手泪。他参加过好几次铁道破坏战。顺便说一说，伏洛加在森林里生活了三年以后，长得结实了，高大了。现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叫他小孩子了。
然而来到支队里的人不仅是些问心无愧的人们。有一回来了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名叫齐莫菲。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我为什么要为了回忆这段插话而破坏年青人的一生呢？
齐莫菲是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小伙子。他在哨所上放声大哭。
“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嚎啕大哭呀？”
“你们要打我的。”
“这么说，你该打吗？老弟，说吧，为什么要打你呢？”
“请你领我到司令员那里去。”
他被带到了特别科。这是那时为了和间谍活动斗争而特别建立的部门，由诺维科夫领导。当诺维科夫问他一些一般的问题——从哪里来的，多大年纪，父母是谁——齐莫菲回答得很痛快。
“现在，”诺维科夫作结论道，“你坦白说吧，你到这里来干么？”
这时，齐莫菲又大哭起来。
“你要把奶妈叫来，是不是？”
“你们把我收容了，当名游击队员。我不能再在德国人那里待下去了。”
“你心上总有点什么过不去吧，齐莫菲老弟。老老实实说吧，你当过伪警没有？”
诺维科夫的洞察力使齐莫菲大吃一惊。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喃喃地说：“我有罪，你们打吧。我打过人，你们也打我吧。”
“是首长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吗？”
“不是，我自己来的。”
他指天誓日地说是被迫去当伪警的。他没有害过什么人，只是上上操、擦擦枪罢了。
“昨天首长召唤了我，派我到棚子里去。有五、六个德国人站在那里。瓦西里·科楚拉被皮带绑在长凳上。瓦西里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我的知己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的铁匠。我一看，他的脸给打得一塌糊涂，鼻子正淌血呢。我真对他可怜起来……”
“这么说，你这小伙子倒是个挺有同情心的人哪？”
“首长同志，我最不喜欢打架。我们村里孩子们一抓住要打，我总是把他们拉开。大娘们也肯请我：齐莫菲，你去吧，那堆醉鬼们在扭打呢，你去拆拆开吧。”
“那么德国人叫你去干么？”
“我一走进那间棚子，德国头目就吩咐伪村长说：‘把老乡们叫来。’老乡们集合的时候，他指着我用本国话对其他的德国人叽里咕噜了几句，然后叫我把皮背心脱下，把我的一只袖子卷起，接着拿一根鞭子塞在我那卷起袖子的手里，叫道：‘抽！’”
“而你这个狗东西就抽打自己的朋友啦！”
“啊，叔叔，您听我说吧，”齐莫菲的声音又颤抖起来。“我对那个德国人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打他……’这么着那个德国人就拿手枪指着我的脸。”
“于是你打了？”
“唉，我怎能不打？他拿手枪指着我的脸，一面还跺着两只脚。他骂得我简直昏天黑地。我一面打，一面哭，我真可怜瓦西里。”
“你究竟为什么打他？为什么罪行打他？”
“不知道，伪村长宣布过的，可是我太慌乱了，没有听明白。”
诺维科夫把他带来见我：“阿列可赛·费多罗维奇，您来决定把这个家伙怎么办吧。”
后来有不少悔悟的伪警到游击队里来。齐莫菲是第一个。他的激动和眼泪虽然幼稚，而且有点儿愚蠢，但是真诚的。他把全部的经历对我从头重说了一遍。
“那么，”我说，“你把自己打过的朋友怎样呢，丢在那边吗？”
“不，叔叔。我随身把他带走了。”
“那么，他究竟在哪里呢？”
“在树林里，他累坏了。他说：‘把我放下来吧，齐莫菲，我要休息一会儿。你自己暂且上游击队去吧。’我驮着他走了大约一公里。他叫道：‘我痛得厉害，放下吧！’”
“他受伤了，是吗？”
“不。那是因为我把他打得太厉害了……”
他注意到我们表示不赞成的目光，急忙解释道：“德国人一直用手枪指着我的脸。他要求：‘结结实实地打！’叔叔，我尽可能轻轻地打。但是我的手太重了。”
我给科楚拉派了一副担架。他真的躺在一棵矮树下面在呻吟。他给送来了，我们的看护长在他的伤痕上敷上了压定布。后来科楚拉讲述了全部经过情形。原来是他不顾禁令，在天黑以后拉手风琴。伪警长便下令鞭打他。
后来我们问瓦西里，他对齐莫菲有什么意见。
“齐莫菲是个不害人的小伙子。要是他不来打我，他们就会鞭打他，而且可能被枪毙。”
一个月以后，这个“不害人”的小伙子有了打死三个德寇的光荣记录。此外，他还带来了两条“舌头”。猎取“舌头”成了他的游击专业。齐莫菲和瓦西里总是一起出去侦察和猎取“舌头”。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一个老相识来了。
有一天黎明，在营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