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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一下子集合，三三两两地走进来。有些人认为必须装作看见灯光偶然走进来的。相反地，另一些人却带着故意引人注目的决心走了进来：坚定地迈着步子，直望着前方，不必要地高声说着话。
姑娘们和大娘们在入口处 不前地站了好一阵，叽叽咕咕，偷眼往里瞧。叫她们进来，她们却回绝了。到后来，会开得正紧张时，她们才完全悄悄地走了进来。
我们的政委雅列明科讲话了：“现在我请游击队司令员兼地下省委书记讲话……因为秘密活动的缘故，我不讲出名字了，换句话说，这是机密……”
我站了起来，想开始讲话，但是大厅里却不知怎的发出了哧哧一笑，接着又是一声。有些人简直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干么呀？
“啊，原来是费多罗夫！”
“对，正是费多罗夫。”
“这是什么秘密呀？这是费多罗夫！”有人在后排喊了一声。
雅列明科皱着眉头，我却笑出了声，而且顿时对这些人发生了亲切温暖之感。也许正因为是在此时、此地吧，可是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变得平凡而真诚了。
我简要地说明了游击队员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作战，为什么作战。我传达了最近的苏联情报部通报的内容。他们十分出神地听着。
我一讲完，雅列明科便向出席的人们问道：“有问题吗？”
第一个喊了一声的是一个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的年青小伙子：“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独自去参加普里蒲特尼的伪村长会议的？”
“但是，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你从谁那里听来的？”
“这件事不仅我一个人知道。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呢。听说您把伪市长本人和五个伪警都打死了。”
关于游击队功绩的故事，在居民们中间传播得惊人的迅速。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普里蒲特尼村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小小的事情传开了，人们的传说给夸大了。
“不，”我说。“我们先不谈这些。”
立刻就有好几个人支持我的意见：“难道费多罗夫同志是个演员，一定要讲给你听吗？”
“咱们不是到这里来聊天！”
“最好你讲一讲，你为什么不参加游击队……”
小伙子们开始“嘘”了。
他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然后大家开始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我回答起来都感到吃力。有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问题里包含了农民的一切期望和思想，而且提出来的时候是自然而然、诚心诚意的。我懂得他们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党提出的。
一个高高的、外貌阴郁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这样说道：“费多罗夫同志，共产党对于其他的强国是怎样想法的？比方说，对于美国呢？美国的资产阶级是诚心诚意地在帮助我们，还是另外怀着鬼胎呢？日本会不会在远东对我们使用压力呢？”
“你瞧，西多尔·卢基看得多远哇！”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开玩笑地说道。
“不，这是正经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别打搅，费多罗夫同志会解释的。”
“再说我们那边还有飞机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还在开工吗？”
“费多罗夫同志，还请您再记上一个问题：我们是有计划的撤退，还是一般的逃跑呢？”
突然，一声尖细的童音冲破了不清晰的男子嗓音的嗡嗡声：“首长伯伯，我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今天十一岁，刚进三年纪。我们要进德国小学读书呢，还是跟在父亲们和游击队员们身边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但是小孩子好象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谈起了本村的生活问题。大家更挨近灯光，谈话也开始说得更轻了，仿佛是一些秘密会社的会员在开会。
一个有胡须的、结实的老汉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道：“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假定说，明天德寇来了，不是扫荡队便是食品采办队……而这些德寇中间就有一个指定要住在我家里。他知道我是个行为平和的人，根本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共青团员，无非是个和平的老庄稼汉……”
“斯捷潘，你快些说吧。”
“别忙。这样一来，司令员同志，他待在我家里过夜，而且可能是两个。那么您给我一些毒药或者炸药，或是干脆让我趁他们做梦时拿斧头去劈吗？”
我微微一笑，可以急忙忍住了。他的同村人都认为老汉的问题十分重大，而且希望得到认真的答复。
“那得看情况来决定，”雅列明科答道。
但是这个回答没有使到会的人满意，视线都转到我身上来了。我不得不动动脑筋。
“炸药，说得正确些就是甲苯，我们不想把它给您去炸死两个德国鬼子。这东西我们没有多少。毒药也不能把他们全都毒死，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可是要对付这样凶恶的敌人是任何武器都可利用的。首先，我们邀请每一个认真想要和敌人作战的人加入支队。其次，你们能在这里当场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援：供给当前侦察的情报，在必要时掩护我们的通信员……如果我们必须在你们的村里消灭德寇的卫戌部队或者扫荡队……那么，希望你们会把斧头和石头通通应用起来。怎么样，同志们，你们会支持我们吗？”
一阵普遍赞同的声音作了对我的问题的答复。
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玛丽雅·哈芙捷依——集体农庄理事会的理事问道：“书记同志，在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是逐一地而是集体地决定了。我们的理事会现在还存在，集体农庄的粮食也还在。您不必担心，它已经安全地埋藏了。一个地窖里的是我们劳动日的报酬；另一个地窖里的是国家的粮食，我们应当按照供应方式把它缴出的，但是交给谁呢？你们自己，也就是说你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们来收取呢，还是我们运去呢？德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马匹都抢走了……”
“粮食应该分给居民。”
“那我们清楚。我说的不是那种酬劳劳动日的粮食，我是说国家和红军应分获得的公粮。昨天我们理事会决定了这么办。今年的收成很好，每一个人用劳动日换取的粮食应该很多，把它卖给德寇吗？……这不是秘密，有些毫无心肝的人只要搞得到钱，卖给谁都可以。不过德寇是不会出钱买的。他们懂得自己的办法：拿冲锋枪冲着你的胸膛说：‘拿出来’，甚至会把我们的工资也夺去的。我们向哪里分发公粮呢？……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谁是我们的政府，谁是我们的国家，谁是我们的红军？很明显的，是游击队。这就是说，应该上缴国家的粮食是属于游击队的。”
“你们不可惜粮食吗？”
“不，这种粮食只是妨碍我们：它吸引德寇。一有人向他们报告，说是有人藏着余粮，敌人马上就会开来的。”
这当然是对的。思想的发展也合乎逻辑，这种逻辑也是纯粹苏维埃的。虽然如此，一切都很清楚，劳动组合的管理处已为我们的来到这里准备了礼品。一种很宝贵的礼品。
我们贮藏的粮食早晚是要用完的，有些支队里已经用完了。现在产生了一个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到哪里拿粮食呢？当然，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德寇的仓库和辎重队；但是需要时常会逼着我们向居民呼援。对农民来讲，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好，使这种援助具有合法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萨凡基农民的礼物特别使人高兴的是，它揭示了苏维埃农民的新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的品质。”
“我们不拒绝。”雅列明科说。“谢谢你们，怎样把粮食转交给我们，或是代游击队保管，我们会特别通知你们。但是你们应该把它保藏好，以便有了德寇袭击的危险时能够立刻把它烧掉。”
这个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问题，都是你传达不出来的。
只有一个人想要干阴险的勾当。他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家伙，瘦骨嶙嶒，衣衫褴褛，目光敏锐，但并不老实。他用听来象是很友善的声音问道：“请问您是不是乌克兰人？”
“问这个干么？”我警惕起来。
“没有什么……您的姓是——费多罗夫，可是看样子象是我们的……”
“我是俄罗斯人，”我说（虽然实际上我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