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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意思是“育婴堂”出生的人，也就是弃儿。
我进了两年制的孤儿学校读书，很努力。虽说淘气，但是求知欲放强，这可能是我从小就理解到，自己以后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吧。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工，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里当牧童。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养父，开始过独立生活。我做过牧人、马夫，也在一个包工头的工场上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到十九岁。
一九二○年初，我在从前的地方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杂差：我要打扫院子，劈柴，生火，搬运尸体。红军战士们也上这家医院里来；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才想到要志愿参加红军的。那时我年纪已经不小，自己已经能够意识到参加红军是我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主要是受物质方面的服从、长统靴和上好的口粮所引诱。
我在六个月一期的骑兵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副排长的称号，被分派到库班第九骑兵师的第五十四骑兵团。当时我是一个慓悍的小伙子，骑术很精；但是库班个哥萨克人对于我的勇敢并不惊奇。他们全都长着大胡子，曾在俄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打过仗。在这批人中间，我不可能当什么长官，哪怕是小官儿，因此我改当了骑兵连长的副官。
我参加过好几次战斗。最初我们的部队退却了，后来就发动攻势。就我个人来说，在这段时期中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把我成为一个热忱的骑兵，爱好马匹、马刀和踢马刺的事给算上。那时，我决定把骑兵当做我的命运，我的任务。
然而我没有成为正规军的军官：我在对尤登尼奇匪帮进攻的时候受了凉，结果患肺炎躺在医院里。接着并发症也来了，使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复原以后，军事人民委员会就派我到铁道兵团去当排长。
我在那里服役和剿匪，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复员了，我的军事生涯也从此中止了。
我已二十三岁。但我没有职业，甚至连任何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不过我知道，而且确信：我在生活中不会落空。我有强健的体格，军队又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很想读书。但是我进不了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我的知识程度还不够。因此我打定主意一面做工、一面读书。
在建筑米里法到赫尔松铁道上的一座隧道工程中，我干支柱工助手的事搞成功了。我说搞成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失业现象。
这里，在建造隧道工程的时候，我获得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锻炼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我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总是在潮湿和黑暗里干活。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精通技术的人们。
我在距离工地不远的曼特立科夫卡村上租了一间房子，定居下来。不久，我便在那里结了婚。我必须习惯这块地方，给家庭买一点东西，所以我以全力工作。
在那个时候，我的理想和志向是什么呢？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结过婚，而且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那是假如有人对我说：嚯，阿列克塞，你好好地想一想吧——为什么不立志做一个党务工作者：当一位区委书记，你瞧，就着就当省委书记呢？我会耸耸肩膀，哈哈大笑。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呢。
不但我自己想学习，苏维埃政府和党比我更希望向我这样的人学习和成长。
我的理想是平凡的：当一名矿工长。所以我专心一致地细瞧着那些老前辈，那些经验丰富的伙伴们，我从来不推辞任何工作。
自然，这时斯哈达诺夫运动根本还没有发生，甚至连突击运动也要往后些才有呢。
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有一个工人大大地超过了生产定额，有些老工人便会咕咕哝哝说：“不要减低工资吧。”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就不满。而且工会的工作人员们时常把自己和行政人员尖锐地对立起来：“让行政上来对计划负责吧……”
不，这不合我的口味。
我总是拿那些忠心耿耿地干活的工人作我的榜样。
我还记得，我特别喜欢两名工长，格立高里扬弟兄——亚尔顿和约瑟夫。他们待人坦白直率，不论对年纪大的、小的，一概给以帮助，倘使必要的话——还肯借钱。他们全是优秀的工长，都乐意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别人。这批人都是爱跳舞的快活人，在空闲时交交朋友；也不会拒绝喝点儿酒，但是知道适可而止。我喜欢他们的穿着——穿得很好，但并不招眼。
我最亲近的朋友和师傅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布洛夫，他和我在同班工作，也是支柱工，不过比我高一级。巴布洛夫是共产党员，领导重大的社会工作。他在本地工会主持生产部门的事务。
就是这个巴布洛夫教我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使我把阅读当作迫切的需要，使我对于政治文献也感到兴趣。他常到我参加工人委员会的机会，拉我假如生产问题的讨论，而且第一个对我说起关于入党的事。
在那个时候，曼德立科夫卡造好了一个俱乐部。从前，我们只好在家里消磨黄昏，出去看看朋友，或是成伙地在街逛逛，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趣味。俱乐部里有图书室、戏剧组、音乐组。
我的自传，对于苏维埃人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我可以总结在几句话里面：我是被党、被苏维埃政权所培养的领导前进的，我的眼界和兴趣是随着国家文化的成长而发展的。
一年后，我当选为工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