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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他说的一段话：“我们是志愿留下来的，这有什么稀罕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功劳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打仗，而且在我看来，志愿去打仗的往往要比动员去打仗的好些。这就是说，我们是和红军战士同样的军人。波布特连科同志因为我们的支队收容了五个被包围过的人，斥责了我一顿。但是弟兄们都很好，而且以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森林里有一队由阿伏克先齐耶夫率领的二十六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所属的那个师团奉统帅部的命令分做小队突围。他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可是假如向前线再推进一些，他们多数会被歼灭的。在我看来，收容他们是比较正确的；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收容一切真正想要和德寇进行斗争的人。至于那些被包围过的人，一般都是好人。这些人不愿意去当俘虏，一直支持到最后。他们早已是游击队员，只是还没有组织好罢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些武装齐全的人都不是第一天参加作战，他们对我们有用处……”说到这里，巴拉贝停了好一阵，对全体出席的人注视了一下，然后深深地舒了口气，似乎用抱歉的声调添上一句：“在我看来，要是不接收被包围过的人，那倒是件罪行。是的，是件罪行！”他坚决地总结说。
“噢，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说的是什么话啊，”比沙拉勃摇着头说。
“你要发言吗？”我问。
比沙拉勃抬起眼睛望了我一眼，想了想，然后神气活现地说：“我要讲。我认为如果被包围过的人要那样做，就让他们自己组织去吧。呃，我们并不是为了他们预备装备、获得装备的，何况是粮食。我有权说——我反对。”
“比沙拉勃同志，如果省委再三要求呢？”我忍不住了，“那么，您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关于接受人员的事吗？”
“总之，您对于领导本省游击运动的党省委采取什么态度？要知道你是个党员，对不对？”
比沙拉勃绷着脸，眼睛红了。他紧蹙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我懂得党章。但是在讨论程序中，我的意见是——反对。根据区域的特征可以允许有例外。我可以，啊哼－呃，收容被包围过的人到游击队里来，如果他原来就是我们区里的居民。因为我们是号召来保卫本区的。决不能来者不拒……”
说这段话的时候，比沙拉勃瞪着凡尔诺夫。大家都明白，他认为这个人就是乱子的来源。别的指挥员也不太友好地打量着这位陌生的中尉。
我不打算给同志们作任何解释，我想任命凡尔诺夫为联合部队的参谋长，借此促使人们推行军纪。自然，在采取这个决定以前，我细问过凡尔诺夫他过去的职务，得知他是一员基干军官，从他的答复中，知道他是个坚韧不拔的人；而主要的是他的精通战术。我喜欢凡尔诺夫还因为他落到异常困苦的地步，仍保持基干指挥官的振作性：没有扯下领章，甚至居然还能想出办法保持军装上衣和裤子的整洁，高统靴也擦得亮光光的。
实际上，我所召集的会议，既不是军事会议，也不是游击会议，甚至也不是党务会议；它不过是普通的会议，例行的会议。我简直还没有习惯发号施令。而同志们不习惯他们自己当指挥员，同时也不习惯我不仅是他们的领导者，而且是他们的司令员。在这里集聚着稣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农学家、工程师、集体农庄主席、小学教员……接着来了另一个想法。原来大多数出席者正好是那些反对收容被包围者的人，他们还没有亲身经历到战争的负担和真正的危险。他们只由流言蜚语知道包围是怎么回事，被围的人是怎样的恩，他们的命运曾经遭遇到哪些考验。他们知道这些事是由益处的。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我打断了比沙拉勃的话，对尔凡诺夫说。“请您告诉他们，您是怎样来到这座森林的。”
单就我用名字和父名来称呼尔凡诺夫这一点，已叫同志们惊奇。大家知道，惊奇就提高了注意力。
尔凡诺夫也觉得惊奇。但是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挺着身子问道：“需要我的自传吗？”
“不是，任务是这样：我要以您的实例来向同志们表明被围的人是怎样的人，为什么应该把他们接收到游击队里来。”
“明白了。让我尽可能简略地来说吧。我是从开战第一天起就作战的。我最后的职位，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以来，是副官长，步兵部队的营参谋长。因指挥作战有功，曾两次受到旅长和师长的表扬。九月九日九点三十分，德寇包抄了我们的驻扎地波诺尔尼察区鲁集齐村。我带着三名通信兵在司令部里。德寇对着司令部的屋子开起机枪来。我们只有几枝冲锋枪、手枪和一支马枪。弟兄们用冲锋枪掩护着我。我拿了最重要的参谋文件，奔过街去伏在高粱地里开始用马枪来还击，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他们都喝醉了，这帮助我消灭了他们。但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胳膊。我向一个土坑爬去，里面全是 肥和垃圾。我把文件埋在垃圾里，绑好受伤的胳膊，再向一间草屋爬去。我顺着栏杆怕，看到栏栅上有个窟窿。我的副排长基谢列夫躺在那里，左肩和右手掌都受了伤。他已经设法把栏栅的木板敲下一块，可是无力爬进孔眼去。他恳求说：‘中尉同志，救救我！’我们勉强爬进了院子。这时候德寇已经完全占领了村子。我们爬进一间草棚，棚里有一个猪圈，还有些干草。基谢列夫情况很不好。我拿干草把他盖好，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到十一点钟，基谢列夫变得软弱无力了，要喝水。下午一点钟，有个老大娘进来喂小猪。我向她要水。老大娘看到血淋淋的基谢列夫和我受伤的胳膊时，劝我们投降。我们回答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下午四点二十分，走来了几个德寇，和老大娘在院子里谈话。基谢列夫和我商量好，要是他们进来的话，我们先结果了他们，然后结果自己。我们听到德寇问他：‘老妈子，有俄罗斯人吗？’‘两个军官，’她答道，‘来过，走了。’天色黑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爬出栏栅的孔眼，顺着高粱地爬到森林里。团队得到的任务是占领波诺尔尼察。我按照波诺尔尼察定了方位角。我和基谢列夫走了一夜。到东方发白，走进一片林中空地时，我们遭到了射击。我把方位角偏了西。路面上有许多脚印，是俄罗斯人的确高统靴的印子。我们跟着脚印走，遇到一座村子。我打听到我们的部队在四小时以前过去了。一个主妇给了我们一方烂布、一些面包和黄花烟①。我们吃了些东西，又吸了一会儿烟，绑好伤口便再往前走，想赶上去。我们穿过列依明塔罗夫卡，险些儿碰上那里的德寇侦察队。后来我们再向七公里那边的萨凡基走去。基谢列夫早已勉勉强强地移动了，每次走了五十公尺便得休息一下。我们花了五个钟头才走到萨凡基。
乌别季河横在路上。我们跟着马车的轨迹涉水过河。我背起基谢列夫，免得他沉下去。晚上十点十五分走进了萨凡基，乱敲着人家的大门。基谢列夫完全精疲力竭了，倒在大门上。”
尔凡诺夫就是用报告那样分段的、精确的语言说话。他站着说，也不靠着什么。
【 ①黄花烟，又名山烟，烟味强烈。】
我们这些听众却不是坐着，就是半躺着。根据他的讲话和举止，可以看出，站在我们面前的基干军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决不会忘记他代表着苏联红军。德鲁日宁从后面走到我身边，弯着身子凑近我的耳朵，然而相当高声地用多数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着不是让比沙拉勃，也不是让洛沙科夫来判断应否接纳尔凡诺夫到游击队里来，倒是该让尔凡诺夫来决定我们中间什么人合格了。”
尔凡诺夫继续作报告。他报告说，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娜塔丽亚·哈芙捷依，和他十五岁的儿子米沙收容了他和基谢列夫，给他们包扎伤口，供他们吃食，安置他们睡觉。当德寇进了萨凡基时，女主人把基谢列夫说成自己的儿子。尔凡诺夫便住到森林里去；只间或偷偷地跑进村子里去弄些粮食，把伤口重新包扎一下。他和村上的党组织的书记杜谢依·奥良尼克取得了联系，通过她又和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有了联系。
听众还没觉察，尔凡诺夫已经从自我报道一变而为演说了。我必须说，大家都好好地、同情地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