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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怎么样：大家都会同意合并哩？”我问。
“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们就是在梦想合并啊，”波布特连科回答说。
我们决定再和指挥员们商讨另一个酝酿好久的问题：怎样吸收新人入队。希望入队的人很多：有大队的，有小队的，也有些单独的人……
十一月十九日，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们会集了：巴拉贝、那哈巴、伏多皮扬诺夫、库罗契卡、柯罗特科夫、洛沙科夫、柯济克、德鲁日宁和比沙拉勃。省委会全体委员和省支队的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和卡利诺夫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由我个人负责，还邀请了一个人，这是我们这里几乎谁也不知道的尔凡诺夫中尉。他在两天以前才到支队的。
尔凡诺夫当时的外表绝不引人注目：中等身材，声音文静，举动羞怯，而且还伤了一只手；他应该治病，不应该指挥。而我却把他作为未来的联合部队的参谋长介绍给同志们。
为什么我任命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人来担当领导职务呢？这个问题我在出席的大多数人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当面提出。当然，我有重大的理由。我自己的见解暂时只对波布特连科和支队政委雅列明科谈过，他们都同意我。
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太暖了。开会的人很多，有些人不得不坐在地上。我劝同志们把大衣脱下，大家都脱下了。只有当地的支队指挥员比沙拉勃不愿意这样做。不过这件事对他来说倒是困难的。他身上挂的军用品实在太多了：腰带上是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军用挂包、望远镜、指南针，还有许许多多的皮带，使人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给这些皮带缠住。
斯捷潘·费法诺维奇·比沙拉勃，是个四十岁光景、生得结结实实的男子，战前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甚至担任过短时间的区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但是对付不了工作。然而他在各边区却是个大大有名的人，也是个独断专行的人。大家都知道比沙拉勃，还因为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做村苏维埃主席时，有一个富农想谋害他的生命：子弹打穿了窗户，打伤了他的脑袋。
比沙拉勃动作迟钝，宁肯不走动，不说话。当环境逼着他说一两句话时，他经常从咳嗽声开始，嗯噢着，然后说出毫无意义的两个词儿：“啊哼－呃。”此后他就把这两个词儿一起或者分散插入他谈话的开头、中部或末尾。所以人家想起他的时候，甚至在想起他的姓名之前，许多人就记得“啊哼”和“呃”这些词儿。
“呃－啊哼，我不想脱衣裳。我，啊哼，有病。怕，呃，伤风……”
然而说到比沙拉勃，我必须记得他是志愿到我们这里来的，是自动留下来的。而集体农庄的人们仍在追随着他，承认他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是无条件地忠于苏维埃政权的。
我在会上所遇到的人，在他们成为游击队指挥员或省委会委员以前，几乎全都曾在切尔尼多夫我那里待过。关于波布特连科的外表和风度的改变，我已经描写过。所有其余的人的衣着和动作也都变了样。
要说到性格的改变还早一点。然而新的外表也多少反映着同志们的心情。衣服、装备，更确切些说——穿棉袄、戴帽子、佩手枪的气派，就看得出一个同志多么想做游击队员。
波布特连科的歪戴的皮帽子，比沙拉勃的胡子和洋洋大观的皮带，费多罗夫的小胡子，巴拉贝的军装上衣的白衬领，霍尔梅区区委书记库罗契卡那样温文敦厚的人故意说的粗鲁话，这一切看来都有几分表现的味道，象初出茅庐的人们所常有的一样。
是的，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都是一年纪生。大多数自己人有过不算少的工龄，早已在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现在我们忽然处在大森林里，在地下室里，被敌军包围了……
我注意到现在当分队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他看来还跟在切尔尼多夫参加某项会议时一样。战前他在那里的地政局工作，现在他的外貌并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比比沙拉勃的胡子却更有心。
我问了他一个通常的问题：“情况怎么样？”
他因我的注意而感到高兴，乐意地答道：“情况倒还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是没有来得及把我的老婆疏散，她快要生产了。她和娘家人住在村子里。那边有德寇。
“原来你脑子里在盘算着这件事哩，”我心里想。
格罗明科想起老婆，这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却等着他首先说起自己的分队或者整个支队的情形。
而格罗明科却接着说：“您不记得我在切尔尼多夫的老婆吗？噢，当然，您大概不会记得所有的人……她住在离开这里大约四十公里的村子里。我本应该去看她一次，可是我同时想到，不应该去，去了反而使我更加慌乱……”
说句老实话，我没有什么办法劝解他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须要解决这样一来的问题。
“得啦，”我说，“解放了再说吧。我们要想出点儿办法来。”
波布特连科把召集同志们来的原因告诉了他们，问每一个指挥员对于在费多罗夫总的指挥下，把各支队合并为一的看法怎样。
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早就是时候了。不合并我们就会灭亡。”
只有比沙拉勃一个人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得和本支队的同志们商议商议。人家预先通知他，这是党的省委建议合并的。
“我要，啊哼－呃，稍微考虑考虑。明天早晨会告诉你们。”
“那么您要注意，比沙拉勃同志，我们明天早晨九点钟等您。等您来了以后才签署命令。”
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对于希望加入支队的个人和小队，我们怎样对待。森林里有不少人在流浪：有掉队的，有脱逃的战俘，还有突破包围圈要回前线去的。这些人都有武器。有一小队甚至拥有一挺重机枪。但是这些人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村森林里感到陌生。他们不大熟悉，绝不是人人敢和居民来往。他们没有弹药，衣服破烂，挨着冻，最主要的是在挨饿。几乎所有这样的小队都要求加入支队。
辩论激烈起来了。尔凡诺夫急红了脸，把眼睛望着门口，对我表示：“解决这样问题时，我走出去是不是更好些？”真的，这件事恰恰与他这样的人有关。在会上，尔凡诺夫是还没有被正式通过加入支队的人们的唯一代表。
“坐着，坐着，”我对尔凡诺夫说。“我们很高兴听听您的意见。”
骑兵队的指挥员洛沙科夫，身材魁梧，皮肤黑得象茨冈人，阴沉沉地皱着眉说：“您说收容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突然违反了警惕性？在切尔尼多夫时，费多罗夫同志，您本人和其他省委书记们都曾经警告过关于最严格的秘密性和秘密活动。可是现在呢？原来警惕性竟付之流水了，谁想进来，就进来。一个‘被包围过的家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他没有战死。如果放他到森林中的游击队里来，在我们这里也不会愿意牺牲，会开始躲在人家背后的。何况是俘虏。俘虏——换言之就是投降过的人。不，我们不要那些人。党挑选了我们，信任我们。我知道您，知道库罗契卡，比沙拉勃和柯济克我也知道。我有全权依靠他们。就是战士们也一样。在他们填写的履历表上，我们一切都知道。我的意见是保持自己人。”
第一个反驳的是巴拉贝。他出乎意外地激烈地发言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敏捷。彼列柳勃小学的校长兼历史教员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巴拉贝，我只知道他是个拘谨的人，爱好抒情诗，爱好和平生活。他做校长还是最近的事。人们称赞他的有条有理、干净整洁、布置得当的教育工作。“一个年青但是能干而且深思的教育家”——谈话提到巴拉贝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语。我还知道他新近才结婚，很幸福。在我的观念中，他是一个温和的幸运儿，把一生献给学校、妻子和花园洋房的人。
巴拉贝身强力壮，穿了一套非常称身的红军官长的制服。他竭力高高地把头昂起；他的衬领看来总是雪白，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总是仔细地修过脸才来开会。要是全体同志都倾向于这个游击队员的外貌那才好哩。虽然他发言时象个姑娘似地涨红了脸，我却看得出这位低声静气的人善于捍卫住自己和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