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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沦陷以前，我们在切尔尼多夫就知道伊雅琴游击队已经选定翁别雪森林做最初的根据地。我们决计开始从这座森林找起。
十一月一日的早晨，我们这一伙人转入了伊雅琴区，不知不觉地参加了某种奇异的、错综复杂的游戏。我们知道支队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也许相去还不到十五公里。我们在找支队，而支队的指挥员从我们在若夫特涅伏农庄派出的带着省委指示的通信员那里接到了通知，知道我们在附近徘徊，也正在找我们。德寇和他们的民族主义走狗们却对我们和支队都在搜寻。大家欺骗、监视、消灭自己的踪迹，总而言之，好象在侦探小说里一样。
我们在区里辗转了九天，我必须说，我们的冒险没有使我们迷恋，却使我们生气；至于说困难……倒是有的，有时候困难反而叫我们高兴……
但是我最好还是顺着次序讲。
当时，占领军在大多数地区已经组织了某种类似行政机构的政权。司令官们依从从早期占领的西部各省，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混蛋和罪犯。他们就用些‘干部’来充当伪警察和伪村长。
仅仅在两个星期以前，居民还相当亲切地接待流浪的俄罗斯人，而现在却已开始提防他们了。
我们走进翁别雪森林的一个区段，去找一位年老的看林人。问起他关于游击队的事。老头儿在回答中反而打听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都是战俘，想悄悄回到列普基区家乡去。”
“噢，那么你们悄悄回去吧，干么要打听游击队的事儿！”
他的儿子——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这个人干脆说不相信我们：
“你们别装傻了。难道我还看不出你们是什么样的战俘。告诉我，你们要找游击队干么？”
我们使他们明白了：我们和游击队有些关系，想要赶去和他们联系。小伙子乐了，请他的母亲来弄东西给我们吃，自己动身张罗着照料我们。接着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说是去拿家酿的烧酒，消失了大约四十分钟。他没有拿到烧酒，可是打听到了对我们说来是最关重要的消息。
“顺着这条路走，渡过乌达河，走过普里蒲特尼村，在那里在问彼德罗夫斯克农庄，到了那个农庄，你去找骑巡兼看林人——格里沙。他应该知道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我们对父子俩谢了许久，和他们握手道别。但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却进入了逆境。
我们顺着他们指点的大路走，不久便可看到河流和桥梁。桥边聚集着一群人。娜佳赶到前面去了。
因为她没有把小包裹挂上肩头，我们便向桥边走去。
原来这座桥已经被红军在撤退时破坏了一部分。只有几根桥椿矗出在水面上。拥集在这里的老乡们是附近村子里的居民。本区当局强迫命令他们在桥椿上铺上木板，搭成便桥。
在那里干活的约有十五个妇人，只有工作队队长——年约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是个木匠。
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们高兴有个机会歇息，围着娜佳坐在河边。她正在对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我们也坐了下来。娜佳劝他们对新政权的一切指示和命令实行怠工。
“你们修桥铺路干么？你们在建立城乡之间的交通，便利运输。那不正是德寇所需要的。你们立刻就走散吧。把一切都扔下！最好是把你们搁好的桥板都破坏。这样才证明你们同红军在以便，同游击队在一边！”
妇人们渴望地听着娜佳的话。她们大部分都是年轻而热诚的。
而那年轻的队长呢（我们已知道他名叫米沙·古林），直盯着她的嘴，不时重复说：“噢，对，真对！好极了！”
在河对面大约一公里处，可以看到普里蒲特尼村，这正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庄。便桥已快完工，如果在桥椿上放上十块木板，把它们钉好，我们就可以走过去了。
我暗中扯了扯娜佳的袖子，对她做了个颜色，意思是说：“你说得不错，但是我们得到河那边。醒醒吧！”但她还是继续说下去。
小伙子做了榜样，第一个拿着斧头奔上桥去，两三下就劈下一块木板，接着又是一块，把它们都踢进河里去了。
“喂，姑娘们，来吧！让鬼把它拿去吧！我们大伙儿负责！”
姑娘们迫不及待了。她们一面叫喊，一面打趣，一面欢笑，半小时功夫便把整座便桥拆光了。年青的队长好象对这还不满意。他命令自己的队员把放在河边的全部建筑材料也一并抛到河里去。
我把娜佳拉到一旁：“嗳，亲爱的，你捣些什么鬼啊！？”
她一点儿没有不安，我的问题反而使她大为惊异：“但是，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既然我们号召农民牺牲，我们就得给他们做个榜样。”
好，当然，这是很合理的。可是我宁愿娜佳在河对岸开始宣传……河水冷得怕人。我们涉水渡河，水直浸到腰部。
我们没有走进普里蒲特尼。
朱勃科先赶到那里，回来报告说，村里好象出了什么事：“老乡们很兴奋，都聚在一块儿，妇女们在挥舞着手臂……”
我们被迫游泳以后，可不愿带着这副样子在人面前露脸。虽然天色已经入暮，我们仍决定径向彼德罗夫斯克农庄前进。我们打听到它离这儿只有四公里光景。而且看林人格里沙就在那边。
当我们敲着一所东歪西倒的草顶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女主人很勉强地放我们进去。但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的笑话立刻使她快活起来，她显著地和善了些，甚至表示愿意煮一些马铃薯给我们吃。我们自然没有拒绝。她把马铃薯连罐放在一张很矮的桌子上。小油灯发出如此暗弱的光亮，以致我们彼此面对面都看不见。
我一伸脚，碰到了桌子下面的编织的篮子。原来我们的桌子是一只麦杆编的大篮子，上面盖着木板。
“女当家的，”我说，“您怎么连张桌子都没有？”
“穷呀，我没有丈夫。自己在缝缝补补……可是你拿针也做不成桌子呀……”
我们在这里至少得住上一两天，这时想出了适当的借口。
“这件事我们能做，”我对女主人说。“咱们为什么不做张桌子给好人呢？我正好是个木匠。瞧，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和我可以在一天里头给您做好一张甚至能在上面跳舞的桌子。同时娜佳也可以洗洗衣服。女当家的，好心有好报：您给她烧一点水吧。”
事情便这么定局了。我们的女主人从邻居那里弄来了一些木匠用的工具，我们一早便动手干活。娜佳也真的动手动脚洗衣服。同时朱勃科出去找看林人格里沙。
他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虽然找到了那个格里沙。原来格里沙是个十其八岁的青年人，但是顽固得出奇，是个拘谨的小伙子。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无法从他那里探听到半点消息，”瓦夏说。“请相信我这个侦察员的辨别能力：据看来，不仅是他，就连他的母亲和小妹妹都知道游击队在哪里。我已经对他做了一切的暗示，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他发誓说：‘叔叔，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的女主人在集体农庄的场上找到了一些木板，我们的桌子顺利地做起来了。普列瓦科当当地敲着槌子，沙沙地使着刨子。一些小孩子紧贴在玻璃窗户上，跟着出现了大娘们。
有人来定货啦：“请你们也到我那边去吧。我家的大门在冬天未来以前得修一修……”
“我的床坏得不得了。你们能不能做一张新的？我有钱，但是在农庄里上哪儿去找木匠啊？”
进来了一个板着脸孔的家伙，几乎要对我进行审问了：“您早就干这项手艺吗？”
“这是我的本行。我过去在切尔尼多夫一家家具工厂里干活。但是战事开始了……现在正从俘虏营里出来……”
实际上我从来没做过细工木匠，但干起这项活来倒并不坏。早在隧道上工作时，我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支柱工——其实也就是木匠。普列瓦科也能巧妙地使用锤子和钻子。
虽然那个男人装作相信了我们，但是我们懂得不值得久在这里活动。
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一起去找看林人格里沙。我们希望比瓦夏更能够感化他；但是毫无结果。真是个倔强的少年！他对我们看都不看，而且回答我们问题的那副神气，好象我们不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