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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们说：“当然，你们单独去要快一些。但是假如你们愿意帮忙，就和我留在一起，让我们来做流动省委吧。”
同志们同意了。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花在行军上。
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而且谈起来也枯燥乏味。即使在地下活动中，也免不了有乏味、单调、刻板的工作。我们要尽可能更详细地了解各区发生的事情，留下来的是哪些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找到了一些帮手，通常多半是在青年中找到的。他们常常象辐射线似的散步到邻村去，从那儿带回我们所需要的情报。结果倒有些象接力的侦察兵。
我们在洛新诺夫卡区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彼德罗夫卡村邱日巴家里。这段时期中他到什么地方去过，给我们弄来了五颗手榴弹和一支勃郎宁手枪；我们就从他那里出发到若夫特涅伏农庄去参加马洛·捷唯察区的积极分子会议。
我们到各区去的侦察性‘远征’，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都已十分清楚地了解了地下组织的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人，了解了人民的心情。因此我们懂得如何开始工作、如何展开地下活动，以便把它紧密地和人民联系起来，使他们觉得党依然存在，依然在保护他们，鼓舞他们斗争。省委的第一批党的文件“对于城、区共产党书记们的指示”和“告切尔尼多夫省劳动者书”正是贯彻了这种思想。我们的使者在三十六个区里分发了这个宣言。
在若夫特涅伏，我们跟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普列瓦科——她和我们一位同志同姓——同住在一起。她是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不是党员。这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把自己的屋子听认我们使用，并且无代价地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存粮分给我们；我们表示愿意给她钱，可是她断然拒绝了，看来这种提议侮辱了她。
不用说，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是可能为自己的好客而送掉性命的。假如德寇或者他们的走狗们知道了本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曾经集聚在她家里开全会，那他们一定会吊死她。可是她不露声色，没有因为我们的在场给她带来了危险而惊慌失措。她镇静地继续在屋子里或者菜园里做家务事，好象没有德寇存在，也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着她似的。
有一次，我拿了把铁锹到菜园里去——表示愿给她帮忙。
她谢绝了：“您最好还是去帮助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吧！如果我们胜利了，那么我会把小牛都宰了给您吃！我们要庆祝一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这几句话多么使我感动。她镇静而严肃地说着这些话。我觉得这里面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有一种“胜利一定会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有一切都可能作成的决心，要加速那一天的来到，就一定要帮助一切起来和令人痛恨的敌人作斗争的人。
每天总有更多的人来访问这位卓越的妇人的好客之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都来接受我们的指示去工作：分发宣言和传单呀，以接力法传达省委的指示呀，准备全区大会呀。
我们省委委员们不仅做发布指示和编写传单的工作，而且还得复写自己的传单。可是如果没有纸张，我们又怎样复写呢？要弄到纸张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感谢小学教员伊凡年科。他上各处去找小学生，交给我们二十几本练习簿；还有一个好心肠的人送给了我们几张复写纸。
复写的工作做来并不容易。我的一笔字写得原不高明，现在不但必须写得字迹清楚，并且还得精打细算——要知道每一页纸就抵得上那么重的一份金子。
不久我们的省委小组添了信任：娜佳·皮略夫斯卡娅——原先的共青团员和小学教员，和“皮匠”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克罗特科夫。
“皮匠”是党的科留可夫卡区委第一书记，曾被党留下来做地下省委的委员，在长期的折磨和流浪之后，他已在伏兹涅桑斯克农庄安顿下来，离我们这里不远。
他改名换姓名到这座村庄上来，带着别人的证明文件。他年青时代学过皮匠这项手艺，现在决定冒充皮匠。农庄里一知道来了个皮匠，老乡们成群结队地拥到他那里，但是费多尔只来得及缝一双高统靴，而且做得相当马虎：靴统斜倒在一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竖着。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克罗特科夫总是笑，虽然毫无可笑之理：要是有人稍微监视他一下，这双靴子就能构成对他不利的严重的物证。
我们很高兴会到这位“皮匠”，但他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多久。克罗科科夫和其他的共产党员们一起到各区分发我们第一批党的文件去了。他必须走遍十四个区。他的两条小腿肚上裹了二十八份省委的指示和宣言的抄本。后来克罗特科夫成为一个强大支队的指挥员，打了三年游击。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断言，在他当省委通信员的十九昼夜中所体验到的，比在三年的游击斗争中获得的更多。
通信员！在德国人占领的整整三年里，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通信员，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沿着谁都不知道的道路、田野和森林，设法从城市潜入乡村，从乡村潜入游击队，再从那里潜入才被德寇围剿队占领了的农庄去。有时我们的通信员甚至潜入盖世太保人员折磨他的同志们的集中营和监狱里去。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认为通信员的事情纯粹是技术性的：只是跑跑腿罢了。其实说“不断观察”倒确切些！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株树和每一丛灌木后面，死亡都在伺候着他。被枪弹打死、或被刺刀刺死，还算是好的。不，更可能的是拷打以后的痛苦的死。
我们牺牲了多少通信员啊！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们知道有个通信员被杀害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责骂他。是的，我们是责骂的，我们责骂是因为他把我们的事情搞糟了，使组织遭受了打击。当然，后来我们听到了人们说他的好话，举杯悼念同志的时候，也洒了布尔什维克不轻于掉下的眼泪。但是，布尔什维克是经常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当通信员的连壮烈成仁的权利都没有。他的职责是要活下去。
在开始时不得不是很艰苦的。没有一个人有经验，也没有一个人可讨教。后来有了固定的接头地点、约定的标记和“邮箱”：那些树孔或是烧毁了的茅舍的炉灶……但是在开始时只是个口头的地址——简直象契柯夫所描写的万尼亚·茹科夫在信封上所写的“乡下爷爷收”一样——“苏斯尼察区，区委书记收。”要知道这位区委书记总是躲来躲去，不时在变更村子，要不然就躲进树林里去了。而通信员却又不能暴露自己，假定说，他知道在某村里有位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凭什么给他指出秘密接头地点呢！通信员是连党证也不带的。
我们加紧准备即将来到的全区共产党员大会——尽可能派遣所有的人到各村去通知共产党员。我们的通信员回到农庄时，便把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报告我们。我们看得出来，本区并不太平，老乡们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有一件事情特别使我们兴奋，这件事是在区中心——马洛·捷维察村发生的。库尔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他是为同一个目的被派到那里去的——通知共产党员们即将举行的会议。
事情是这样的。库尔科坐在一个地下工作者——机器拖拉机工厂的钳工的家里。
有人敲了一下门，两个外乡的陌生小伙子走了进来，袖子上系着布条，带着连发手枪。这两个小伙子命令主人和库尔科立刻动身到戏院前面的广场上去，那里快要开会：要“选举”市长和各公社的村长。
他们不得不去。在伪警监视之下，他们怎能当场拒绝呢？
大约有三百个人被赶到了广场。
库尔科站在后排的什么地方。有一辆汽车开来了，车子里挤出一个德寇上校，爬上了讲台，他后面跟着副官。他们招呼群众里头的一个德语女教师和三个俄罗斯人到自己身边去。库尔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从前区执委会的工作人员。
上校并没有向人们看一眼，单调而冷淡地咕哝了一篇类似演说的什么东西。他一开始就讲大日耳曼，讲新秩序，也讲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告结束；在他的演说里也插进些诺言之类；在结论中，他列举了由司令官指定的村长、市长和区警察局局长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