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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主人们在干燥的地方给我安顿好一个松软的草铺，给了一些盖的东西，送了一套内衣——我洗过澡，换过衣服……但是不管这一切怎样幸福，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无线电广播特别使我焦急不安。我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红军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会战。我又一次理解到多么可怖的威胁正临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头上。我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我是不是置身于战争以外呢？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碌碌无为的时候是多么难受啊。要是在我们苏联战线的那一方，我大概已成为一名红军的指挥官了。不管怎样，我不致徒然消耗祖国的粮食。但是现在……“难道真得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的思绪又转到省支队上去了。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已经把支队解散，或者甚至运用马洛·捷维察的战术。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个战士。他沉迷于描写国内战争中游击队事迹的读物，常以生得太晚，没有机会参战而抱憾；甚至在德寇进犯以前好久，家里的人就已给他起了个“游击队员”的绰号。
我想起了他英勇地开汽车那回事。
有一次，他在铁路旁边开着“加齐克”汽车，发觉一辆调车的火车头把田里的谷壳烧着了。火很快地蔓延开去。火车头上有水、有抽水机。波布特连科便折转来驶出公路，抄直路顺着草地和沟槽飞驶而去追赶那辆火车头。追了大约十五分钟。给他追上了，叫他开回来，叫火车司机浇熄火焰……当然，他也折断了汽车上的几根弹簧钢板，并且在前额上撞起了好几个大包。
他是个急性人，容易着迷，也很勇敢。但这可能不过是虚有实表的勇敢吗？不，决不是。在分别以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这时前线已经迫近，那些动摇分子、空谈家和胆小鬼，已经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现了原形。波布特连科却照旧直接痛快，仍然顽强地力求参加作战。
我所知道的有关波布特连科的性格和行为的细情末节，我脑子里一一想起了，可以说是想找他的“阿科留斯的脚踵”。我想起了他对家庭的温情。我们——他的同事们——常常取笑他。也许他很思念妻子和儿女吧？……不，也不是。
我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在战争初期的一天，他愁眉不展地、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妻子在家里庆祝命名日时，举杯祝贺说：“愿爸爸在这次战争里不和我们分离。”
他大怒了：“你能让我这个共产党员而且又是身强力壮的人不去打仗……”他立刻就走出来了，他真的伤心起来。“难道在我的家庭里能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波布特连科津津有味地、十分热烈地谈到关展开广泛的支队网，谈到怎样一列跟着一列颠覆德寇的列车……
我那天晚上的许多思考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迫使自己抛弃一切疑惑和幻想，可以说是关心到现实问题。我确切地规定了哪些建议要在明天提出，哪些问题要询问本区领导上，而且心中计划好了一个省委的决议草案。虽说在这里省委只有我一个人来代表，但区委们需要领导，必须向他们指明：他们照旧团结，照旧联系。
第二天，在邱日巴老头儿家里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个会既不能算是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会，也不能算是马洛·捷维察区委会，或者简单是一些共产党员小组会。主人夫妇尽可能遮好窗户，然后自己走出去。邱日巴在走廊上，他妻子在花园里——给我们望风。区委第一书记普廖德科作了关于沦陷一月来所完成的工作的报告。
不幸，邱日巴老头儿的话证明没有错。本区的领导人显然张惶失措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严守秘密几乎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们已把游击队的人员解散回家，借口粮食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把粮食地窖也分配掉了。
“粮食、服装和武器藏在自己人手里要比藏在森林里好，”普廖德科这么说。
而且支队指挥员斯托拉盛科也赞同他的意见。他大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队员要象普通的农民一样坐在家里，到了一定的时候，信号一发，便集合在指定的地点。我们将实行作战：击溃德寇的卫戌队，炸毁一座仓库或者歼灭一个辎重队——然后再各自回家。让德寇来发现我们吧！”
但是当我们问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本区有多少共产党员、支队有多少战士时，他们却回答不出了。
主要的人，这些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发愁，他们说：“如果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好地在进行秘密活动。”
普廖德科甚至看不见自己的第二书记。当时这位第二书记——博依柯——对秘密活动的号召理解得非常独特。他设法隐藏得那么称颂，居然在德寇占领的两年半中间，谁都没有见过他一次。直到红军开到时，他才从地下钻出来。到这时才明白：他在菜园外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通过一条地道和自己的屋子联接起来。人们在作战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墓穴里。当他在一九四三年出头露面时，在自由生活的第五天上……死了。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故事，而是一件悲痛的事实。
在邱日巴草屋里开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如此显著的例子。不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因为迷恋“秘密活动”，挨了一顿申斥。
朱勃科勃然大怒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在祖国呢，还是在外国？为什么我们要躲避自己的同胞，甚至彼此互相躲避呢？我们互相联系，彼此支持的时候，我们便是力量。在我们自觉地留在敌后的共产党员的周围，所有能够进行斗争的人们都将集中起来！要不然，德寇就会一个个地把我们抓住，一个个地把我们消灭掉！”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不过他说得不够含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热情高涨。后来女主人告诉我们，有个邻居问她：“你们那里有人喝醉了吗？”
一般说来，普廖德科是个温和而不爱说话的人，很抑郁，很沉默。斯托拉盛科比他激昂、健谈得多。
出席人员中有人说，马洛·捷维察采取的战术无异自行解体和迹近变节时，斯托拉盛科愤激地说：“我们自觉地在后方进行工作，难道还不能证明自己忠党爱国吗？我肯定说，这样的战术……也有存在的权利。我们的冒险越少，成就便越大！”
普廖德科阻止他说：“斯托拉盛科同志，我们应该承认过去的张惶失措。”
我们决定在最近几天内召集党、团的积极分子来筹备全区共产党员大会。
我们得悉有一个德寇指挥官已抵达区中心马洛·捷维察，并且在组织区政府。自然，我们同时也收到情报，说那里已进行搜捕。随着德寇政权来到的是逮捕、枪毙、征发、抢掠和暴行。现在德寇还没有在每个村里找到自己的走狗，因而间谍和告密的组织还没有组织好，我们必须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现在德涅普罗夫斯基、普列瓦科、朱勃科参加了我的队伍，决定和我一起到科留可夫卡区域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他们暂时组成了一个省委小组。
我给这个小组挑不到其他的名称。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普列瓦科不是切尔尼多夫组织中的成员。但是在那个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其他的地下省委委员在什么地方。我所需要的正是一些搞省级工作的助手；开始时是 集各区工作情况的情报。
我们后来明白，有许多共产党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设法潜入省支队驻扎的科留可夫卡区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指示——要我们在各区支队之外再建立一个省支队——产生了极大的组织效果。有些区支队因为种种原因而瓦解了，那些最坚强的、忠于游击行动的人员便动身去找省支队。人们知道有省方的领导人物在领导支队，都要想上他们那儿去。
我认为自己的天职不仅要到支队去，而且要结集全省的力量。实际情形好象是这样的：我不直奔科留可夫卡区，而是走弯路、兜圈子，竭力想尽可能多看到一些地区。和我一起离开波略丁的大多数同志，老早就到了目的地，而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流浪，现在我找到同路人——工作上的同志了。
我对他们说：“当然，你们单独去要快一些。但是假如你们愿意帮忙，就和我留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