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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我在切尔尼多夫机车库工人的大会上讲话，我说：法西斯匪徒们决不会冲到本市来，尽可安心工作。我也真诚地相信是如此的。
当我从铁路员工的集会回到省委会时，我知道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柯罗特钦科同志从基辅来了。他在切尔尼多夫没有逗留多久，总共不过一昼夜工夫。他和省区个组织一同拟定了第一批撤退的人员、工业设备和贵重物品的计划。在临走以前，他叫我们登记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
“费多罗夫同志，他们的经验或许有用呢！”
傍晚，我接到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发来的一份电报，叫我到基辅去。我毫不耽搁地坐着汽车动身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夜便接见了我。他把前线的情况描述了一番，然后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说，对于德军的攻势，不应当作过低的估价，不要让突入我国心脏地区的敌军发现我们毫无准备。
他建议我们立刻动手作地下活动的准备，预先在每一地区组织起一只游击队。
“您一回到切尔尼多夫，马上便开始挑选人员，在森林里建立一些游击队的根据地，并且让入选的人员受军事训练。布尔察士特连科同志会在那里详细地知道您的。”
米哈依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布尔密士特连科告诉我，怎样挑选地下工作的干部，游击队应当是怎样的，是怎样组成的，还给了我几种密电码。
使我惊奇的是中央委员会早已拟好了一个地下活动的整个组织计划。
“记住，”布尔密士特连科同志在分手时对我说：“我们必须挑选受过特别考验、勇敢、能自我牺牲的人，来担任地下的党务工作。您要向同志们说明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危险，然后让他们考虑自己到底能不能有足够的勇气。要不，就别让他们去……您推荐谁去担任地下省委的书记？……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一听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脸色是发白呢还是发红，我只记得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我请求留下来作地下工作，”我说。
布尔密斯特连科同志没有立刻就回答。他一面仔细地瞧着我，一面重复道：“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考虑过啦！”
“现在我不能给您以决定性的答复，”他说，“无论如何，你到切尔尼多夫以后，还要准备另一个候选人。我将把你的请求报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我继续坚持，我说：另一个候选人又得派到基辅去受训，这就要耗费时间。我早已受过训练，有能力从事组织工作……
他打断了我的话：“回去吧，照我所嘱咐的去干。中央委员会决定以后，会用电话通知您的。”
几天之后，我已在切尔尼多夫，知道我的请求已得到满足：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推荐我做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的书记。
那时候我是否了解我将怎样做，有怎样的艰难工作在等待着我呢？我已经不算年轻了，而且好久不习惯做体力劳动。最近几年来，我连体育活动也没有参加。已经有十二年以上没有骑马啦！
从基辅回来的路上，我在汽车里开始考虑自己的决定。我只是考虑，但没有动摇。我觉得自己适合干地下工作，而且我做这项工作一定比做任何工作对党更有益。
我到了切尔尼多夫以后，召集了一次省委会议。我的关于组织地下活动的传达报告，对同志们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
建立地下组织！这句话听来就象是书本上的，不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这不是党史里的事吗！虽然我们这班人年纪已经不小，却是苏维埃培养大的，应该准备转入秘密状态里去。
当我问：“现在，同志们，你们谁表示赞成？”的时候，屋子里变得非常寂静，虽然窗户是关着的，我却能听到街上的谈话声。
第一个举手的是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这件事使我大为惊奇。因为我们深知他是一个老惦着家庭的人。不论是在旅行中，或是在省委会，他一有机会定会谈起他的老婆、儿子、女儿、和前妻的儿子。省委第三书记波布特连科是一个卓越的党务工作直，为人很正直、很老师、能够掌握原则。后来他在地下活动中，特别是在游击落队里，表现得无比坚决，但有时显得勇而无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
别人也跟着波布特连科举起手来。省委会的全体委员都决定留在切尔尼多夫省。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任命了一个七人组织起来的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省委。
我们拟定了一些代理人，以防万一有人被捕，这样的可能也估计到了。然后我们分派了职务，讨论了初步的行动计划。
不久大家就习惯于新环境了。现在省里有两个党委会：公开的和地下的。后者的存在，除了党委会委员们以外，谁也不知道。几天以后，共青团的地下省委也用同样的方法组成了。它是由巴依科和克拉辛两位同志领导的。
表面上我兼任了公开的和地下的省委书记，但实际上从那一天起，我差不多就把公开的党委的全部工作转交给同志们处理，而自己准备从事新的、无人知道的生活。
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我们省委委员们认真地准备。我们必须预见到一切，包括将来游击队的日常生活。
……未来的游击队指挥员们已经在上特种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爆炸桥梁、烧毁坦克、窃取德军司令部的文件；他们早已离开自己的家庭，同时，地下党务工作者们还改了自己原来的姓名；他们被训练得无论什么人呼唤他们战前的名字也不会扭过头去。
七月的下半个月和八月初的一段日子中，地下省委都秘密地忙着布置工作，组织部队。
我们大家分派了职务：我的职务是组织地下区党委和区共青团委。此外，我还从事本省居民和资财的疏散工作。
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被派去训练爆破作业手。彼德立克是关于宣传和鼓动的书记，负责挑选文献、建立印刷所、收集和包装白报纸的工作。诺维科夫、雅里明科和路契科担任选拔和审查供给基层农村和工厂地下支部的干部。卡普拉诺夫安排粮食仓库。
我们每天从各区召集大约十个到十五个人到省委会来。这些人我几乎全都认识，早在工作中见过面。虽然如此，这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对某些人，我就认错了。战争逼着我们重新审定对某些人的早期的印象，并且时常改变那些印象。
我一个个地召见同志们。见面的谈话总是千篇一律。
对我说来是同样的，因为我会见了许多人，但是对于每一个新来的人来说，我的话象是完全出于意外的。
“您好，同志，请坐。您知道为什么请您来？”
“不知道。”
“您考虑过您那个区有被德寇占领的可能吗？要是发生了这种危险，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要是我们请您去带领地下区委，有什么意见吗？”
照例，接着是一次长长的静默。我接着说：“您想一想吧，仔细地考虑一下，我等着您。”
要是这位同志立刻同意的话，我便向他说明，哪些危险在等着他。
“您要考虑到，您可能被人出卖，出其不意地被捕。您要有一个别名，另外一些身份证。但是逢到搜查的时候，可能暴露密码的指令或组织的名册。于是他们开始拷问您。您能忠贞不屈，为我们的同胞，为党的事业而牺牲吗？”
有些人退缩了。我一看到这种畏首畏尾的人，便叫他回去。他对我有什么用？他会成为怎样的地下工作者呢？……
假使他落入希特勒党卫队的手里呢？……他人是诚实的，但是当敌人用烧红了的通条鞭打他的脊背时，这样的人就未必支持得住了。
因此，可以说，初期的怯懦诊断是必要的。我在选拔人员时，就采取这种最初的诊断。我召唤的人员，在政治上是早经试用和考验过的。我关心的主要是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当你判明一个善良的人和工作人员传染了可怕的怯懦病菌时，是很痛苦的。有一位区委书记，我对他原很信任：这种人是不会叫人上当的。
我叫他来，跟他谈话……这个人变成什么样子啦！
他说自己有病，而且全家都有病，这项工作他万万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