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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自暴自弃的问题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委屈的音调。
博契科被询问了好久以后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区委把他开除党籍的决议。可是实际上博契科没有对我说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心里照旧是个布尔什维克。等打完了仗，我们再来判定我是否合格，我反党的过失是否可以原谅。现在，我这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能够给党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最好还是来谈谈我们目前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把集体农庄怎么办？那就是说，怎样处理它的财产？能够分的，我们早已分给人家了。例如所有的牲口、品种种子、小的用具器材。但是我们还有些打谷机、碾米机和播种机。毁了吧？我们下不了手。第二个，是干部问题。最近几年来，这些人都已成为才干十分不同的人。我们又有拖拉机手，又有农田工作队队长，还有保持记录的女挤奶工。他们在小小的、自己个人的农场上没有发挥技能的余地，反而感到苦闷。根据德寇的法令，并未要求完全瓜分劳动组合的农场。而且据说，料想不至于颁布这种法令。他们保留下了一些公社，以便更容易榨取。但是我们在公社里干活，马马虎虎、吊儿啷当。然而人们习惯认真地、诚心诚意地工作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一位女拖拉机手——注意到窗子里有灯光。她正和女友们坐成一圈。我想，她们一定是在算命。可是不，我看见一本书。我便问：‘你们对什么东西这样感兴趣呀？’您想是怎么回事？她们原来在温习拖拉机的技术常识。
嗳，书记同志，怎么办？责骂呢、赞扬呢、还是哭呢？人们看惯书、听惯收音机、看惯电影了。从前我们村里每隔三天就有新片子运来。
新近又出了一件事，说来惭愧，我差点儿给孩子们打死。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发现有人在偷偷地拆走风车、打谷机和马拉的草耙上的零件。如今农庄的院子是没有人守护的。说实话，我甚至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样的举动是好是坏。多半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破坏农场，不要留给德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到呢。
前几天，我顺着田地朝室内打谷场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从那里跳出几个男孩子，躲进灌木丛中去了。到了打谷场——那里我们放着拖板——飞轮已经拆下，点火球已经扭开，所有其余的螺丝帽也已经卸下了一半。我摇了摇头，倒并不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而只是觉得出乎意外。后来我四周瞧了瞧，看见离矮林不远有一堆新土，上面放着一块触目的石头。我走到那里，拿脚碰了碰石头，突然象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耳边刷刷飞过。我弯下腰，有个什么东西叭哒一声正好打在我的脊背上。回过头去一看——一颗螺丝钉在地上打着滚呢。我火冒了，不顾一切地闯进灌木丛里去。巧得很——我拿住了浑名叫做郭切特的米沙。我抓住他的后领摇晃了一下，他就咬我的手，吐唾沫，同时还对什么人发号施令：‘小伙子们，你们还等什么，扑上来呀！’
这个米沙在去年对集体农庄很帮了些忙。他曾宣布‘铁木儿运动’比赛，领导少先队工作组收集麦穗；并且在集体农庄的花园里组织了守卫队……那时候他是朋友，而现在呢——成了敌人。他两眼冒火，象狼的眼睛一样，而且气得直咆哮。忽然又有五个孩子向我扑来，把我掀倒在地上，拿小拳头使劲向我的腰眼儿打。我的怒气已经消了，喊道：‘住手，小伙子们，别把我打死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他们相信了，松了手，以后我们就在那灌木丛里开了半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议。我稍微向他们露了些口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把机器零件涂上机油，埋在地里，而且在它上面放了一块显著的石头。我批准了这件事，不过我们想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暗记。因为石头过于明显了。
书记同志，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话：人民是最宝贵的资本。我在这里是地方官，表面上好象是德国人委派的，实际上却是苏维埃政府和地下布尔什维克党派定的。我习惯设计和统计，也习惯会计。好，我结算出，村子里有二百零六个有劳动力的男子和五百十二个有劳动力的妇女，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老大娘不计、少年人不计。男子有很多种：新来的——那些可疑的任务，还有过路的——那些脱逃的战俘和战区的难民。当然，我保护着他们不让德国人伤害，并且将继续保护他们。这是我顺便说的。可是血统上属于我们村子里的自己人，可以说也不少。妇女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本地人。
您要问：为什么要计算呢？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不论从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的观点来看，他们毕竟是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待在家里。双手支着头眺望窗外的景色。书记同志，您看我究竟应该怎样使这种力量转过来反抗德国人，让每个人都起来斗争！？”
博契科激动地说着这些话，差不多在叫喊，他时而坐下去，时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显然，他提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为了要获得解答，而是多少想说说，一吐肺腑罢了。
西蒙年科的母亲拿了一桶水走进房来。博契科双手捧着桶，凑到唇边，久久地喝个不停。我注意到他那双工人的大手，全都带着黑色的刮痕。真是个热爱生命和劳动的人！然而命运却逼迫他扮演一个卖国贼的角色。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必须纠正他：
“博契科同志，您刚才说，要人人反抗德国人。要人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对待别人，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您自己不是说过，富农们正在回来。您说过多少男子和女子的数字。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坐在自己屋子里想些什么事……”
博契科没有好好听。他一心一意想打仗。
在我离开列索沃耶之前，我们又会过好几次面。
我也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的妻子和成年的女儿招待十分殷勤，请我吃饭：“请尝尝我们自己腌的火腿吧。我们杀了一只很小的乳猪。我很少说，把所有的牲畜都宰了，免得给德国人拿去。”
博契科这里还有几个客人围着桌子坐着。我低声问他：“那是些什么人？”
“请放心，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都是自己人，是躲避德国人的苏维埃人。”
这些“自己人”中间的一位显然不合我的心意。他脸上有一种假仁假义的、教派分子的神色。
这个人年纪四十五岁左右，小眼睛骨溜溜地乱转，胡子稀疏而带光泽。我心里叫他：浸礼教徒。他身上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但是一直坐立不安，好象在他军装里面，还穿着一件苦行者所穿的马鬃内衣似的。他不知怎的，尽量佝着身子鞠躬说：“多谢主人们的掩护和盛情……！”
接着他悲天悯人地慢慢儿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火线那边，我的小宝贝们在等着爸爸。可是爸爸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