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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给我们解释过，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如果落进了魔爪，就应该防备。
早晨醒来一看，果然，有一个已经不见了，而另一个，就是这个家伙，正喘着气，盘着瘦瘦的膝头坐在那儿，朝小窗户那边点着头，画着十字。当然，我尊重信教的心情，因此也不去打搅他。当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从宗教的讲话到通常的呻吟和抱怨命运时，我就问他了。他用看不起人的声调来回答，说是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在等死。的确，这时他咳嗽起来了，浑身抽搐。一幕苦痛的情景。
这时，门打开了，伪警递给我们一人一杯水，一人一块面包。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块面包算是什么？一百公分。而这种面包译成俄语就是泥土，这里面为了开玩笑和作幌子，揉了点儿麸皮和燕麦。我的邻居拿到后说了声谢谢，并且有礼貌地问伪警说，今天是不是礼拜日？但那个家伙没有做声，粗鲁地随手把门砰的关上了。
我插进去了，说今天不是礼拜日，是礼拜五。但他没有听。他狼吞虎咽地大嚼一阵，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面包，自己的和我的一份都吞下了。他诉苦地瞧着我，大概在想，我会打他。当时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放了很久的荤油，我的应急粮来请他吃。“你不会嫌恶吧？”在搜查以后，这块荤油怎么留下来的呢？大概伪警在这块荤油上没有看出什么游击队的东西吧。但留下来了，这是事实。
他吃了一部分荤油，几乎没有嚼，简直在享乐。而另一部分放在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是美术家康斯特罗·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伏维奇。”（我以前认为他是波兰人，从他的姓上看不见来。但是说话完全是俄语，不比我们支队里的一些讲师说得坏。）他问道：“你为什么事被牵连的呢？”
反正掩饰也没有意思，我给他说明了，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没有说我是从游击队里来的，只说，我是从德寇俘虏营里和几个人一起逃出来的：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其余的同志都逃跑了，而我落到这样的命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对礼拜日感到兴趣？他回答说，礼拜日有汤喝。“这么说，您在这里已经好久了吗？”他答道，将近一个月了，但是当德国的预审人回来的时候，这种不痛快的事应该会解决的。这一点甚至使我起了反感。原来他对德寇还存着希望呢。
后来我们更沉默了，但是过了三天，开始明白彼此地方是不必要的。只有当伪警每天送两回面包来的时候，应该格外地方他，也就是说提防这个小伙子。这时这位卡济米尔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怎的总以为我会把他头一次狼吞虎咽吃掉的那一份要回来。最近，我肚子也饿瘪了。我毕竟吃惯了游击队的伙食：不管是稀饭还是鲜鱼——总是游击队的吃食。你们记得，即使我们捱饿，也是各有不同的。我们这里大家都在一起，歌唱救了我们，而且总有些什么活儿干。而在那种条件下想什么呢：只有想过去的生活，想未来的死亡，或者是想饮食。这样我好象成了神经病：我和卡济米尔在记忆里回味着各式各样的菜。例如，他说，在这种环境下，要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该多好，而我回答说，我母亲做的馅饼不坏，一普特面粉可以做十六个。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方面竞赛。
卡济米尔毕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被捕。这个故事使我很惊奇，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美术家，他是具有天才的。战前他用粘土做了形形色色的美丽的塑像。他没有工资收入，要是给公园或坟墓做定货就有。他首先用粘土做好，然后由工人们做成模子来铸造。生活还是不太坏，能够养家活口。他以前住在尔沃夫，在食品涨价的时候，决定迁移到科维里。苏维埃政权虽然承认他是劳动知识分子，可是依我看来，他应该算是手工业者。他接到了定货，拿到了预支费就工作。这时德国人打来了，军队占领了科维里，任何正常生活都没有了。这个卡济米尔说，他从前就仇视法西斯分子，而现在收入完全没有了。他旁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自己连炉子都不会生。他的妻子更不成：没有仆人就寸步难行。据他对我说，他的仇恨是一言难尽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塑像很多，但没有人买，做新的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讲述的时候，他一直在笑。他说：“笑是由于神经而来的。”他一切都是由于神经而来的。他是由于自己神经的臆断而被伪警逮捕的。
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呢？他动身到各村庄去找不论什么食物。他带着各式各样的女线裤、衬衫、领带去的，给旅行准备了全部财富。同时又把一些全身的小雕像随身带去，例如戴帽子的拿破仑，在柳博姆里的市场上，伪警问他道：“美术家公民，您为什么出售拿坡仑像而不出售希特勒像呢？”他要不跟他们打交道就好了，而他由于神经刺激和营养不足而精神错乱起来，就这样回答，说是认为希特勒不够伟大来做他的雕像。这样他就被捕了。他开始请求饶恕，说是由于催促着答复，没有经过考虑。好，在一间单独的房子里，送了些粘土给他。“我们需要一座希特勒的半身像放在警察局里。给您照片，在您还没有照着这张照片给我们做好半身像以前，我们不会释放您。”他做了一天、两天、三天。而他们几乎不给他饭吃，只是催促。终于，希特勒像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伪市长来了，来了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这个德国人说，希特勒像似乎不够象。而这位美术家一般说来是不很勇敢的，这时却冒起火来了，说：“嚇，你这样！”伸手就打这个泥塑的希特勒的嘴脸，毁了。他们抓住了美术家的两只手，把它们绞在背后，唾他的脸，等等，好像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游击队员。他说，这是粘土，要改制，反正一样要把它揉软的。他们不相信他，又领来了一个德国人。这个家伙为了弄到物证，就给半身像拍了张照，喝道：“这成了一张讽刺画，是件政治上的罪行！”这样一来，这位美术家的卡济米尔就跟我一块儿在地下室里了。
又过了四天光景。我一直给他讲述苏联和莫斯科。卡济米尔感到兴趣的是：那里纪念碑多不多，红军胜利以后，会不会向他定货，咱们的美术家们生活怎样。我对一切问题都给了肯定的答复。我说，有一位美术家来到我们森林里。他穿得很好，随身带着夹有黑鱼子的面包片。他画了森林，然后吃点东西，并且款待我。卡济米尔问道：“他大概是很出名的吧？”我耸了耸肩膀。这时卡济米尔解释说，在波兰和其他西方国家里，黑鱼子是一种买不起的食品，只有阔人才能够带着它到森林里去闲逛。我们这样和气地谈话，可是讲到吃这件事就影响了我们俩。这不可能再忍受了。但伪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全日只给我们大约二百公分的面包……美术家甚至饿得哭起来了。而德国的预审人还是不来。
可是有一次卡济米尔说：“如果我的罪行象你的罪行那么大，我会逃跑的，我知道怎样可以逃跑。但没有我，您是跑不了的，而我来冒这个险是没有意思的。”这怎么会呢？那时他又重复说，他冒险没有意义。
噢，现在我要开始描述他的罪行，这样慢慢地嚇唬他！我给他举例说，我可能作为一个强盗给吊死，而他只是作为耶酥基督，但是反正一样给吊死；而可以指望的除非是能够复活和升天。他改正了我的话，提醒我说，基督不是被吊死而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回答说：“这没有关系。也许基督也难以摆脱绞索圈吧，虽然据说他是个神。但是基督是个没有老婆的，而您却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由于这个问题，卡济米尔放声哭起来了……
我相信，他的确会被吊死的。美术家指望那位有文化的预审人是愚蠢的。终于，他理解到我说得有理，开始对我讲他自己的脱逃计划。虽然不太好，但是谁也提不出更好的计划来。看守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身材和我相仿，必须缴了他的枪，脱掉衣服，给捆起来。我穿上他的制服，带着武器，把美术家带出去，这样也救了自己。可是怎样缴人家的枪呢？是这样的：我们用面包做成一支手枪，把警卫恐嚇住。我得给美术家精确地描绘一下手枪的形状，而由他去捏制。
说妥了。我把咱们的ＴＴ型手枪的大小形状说了。美术家反对：“这是一种很大的手枪，能不能象‘布里多克’型呢？”但是，在我们半明半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