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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女共青团员的！……当库兹涅佐夫领我们到森林里来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了这里将要组织一个游击队。
第三天，派我到科留可夫卡去取药品。我坐小汽车去了。科留可夫卡镇里嘈杂极了，大变动，我们的军队正在后退，医院也在撤退；但我领到了所需要的药品。我们已经走近森林了，突然赶来了一辆载重汽车，跳下来的是格里戈里·华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他在切尔尼多夫就住在我家近旁，我作为一个邻人认识他。他问：‘你在这里闲逛干么，是共青团员吗？’他是党的省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权力这样问话。但我总还是不能说上游击队去，我说：
‘参军了。’
‘怎么你参了军还在这儿闲逛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自己已经猜到了。
‘那么，邻居，我还有别的事儿，以后我会到你那个部队里去。现在你接收了我这辆汽车吧，这里有武器和弹药，而你的汽车跟着开就是。邻居，暂时再见吧！’
他说得毅然决然。我服从了，感到他将来会成为一位真正的指挥员。
现在我来叙述一下我参加了的第一次战斗吧。那时我们都还是多么的稚嫩、多么的没有经过风吹雨打啊！格罗明科同志带我们参加战役。我们被分成两个分队。我们向公路开去，以便消灭德寇的汽车队。计划是这样：第一辆汽车归第一分队打、第二辆汽车归第二分队打。我们伏了下去，听到了汽车的响声。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认定只会有两辆汽车。一看，却是三辆、四辆、五辆、六辆，最后还有几辆装甲车和机器脚踏车。我们伏在树椿后面，离公路五十公尺到六十公尺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可以看得到我们。我们有一挺反坦克枪和一些步枪，全体有八颗手榴弹。
“有一辆汽车停住了。到处肃静无声。我反正象磨坊里的马达一样尽打着哆嗦。而伏在我旁边的一名战士，干脆嚇落了胆——跑掉了。
战役没有成功，我们便回到了营地，而跑掉的那名战士不见踪影了。格罗明科问我，波布特连科也问我。我叙述了他逃跑的情形。当晚，他回来了。
‘你怎么的？’格罗明科问。
‘是，指挥员同志，由于我初次参加，撑不住气了。’
格罗明科笑了，而我说：‘哼，你这个坏蛋！要是我，就把你枪毙了。’
波布特连科把我引到一边说：‘你有什么权力枪毙他？’
‘既然他逃跑，就是说他是个逃兵。逃兵就得枪毙。’
波布特连科听了半天：‘我同意你……但是不能马上这样。算了吧，要这样的话，你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枪毙了呢！……你知道，马露霞：我自己如果看到恐惧畏缩，也想把这个人人当场给消灭的。可是对这件事应该预先通知大家，要他们知道……’
‘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就预先通知大家，恐惧畏缩当场就要惩治。’
这是我们全支队的教训，因为要是说实话，那时大家都害怕，而不仅是那一名战士……”
马露霞叹了口气。不知道是由于篝火的热气，还是由于不好意思，她的面颊红起来了……她把手一挥，好像想说：“你们既然把我拉出来说话，那么就听个畅快吧。”她瞧着围聚着的人头上面，继续说道：
“讲讲另一个时期，讲讲完全另一回事吧。支队已经很壮大了。我们向兹林卡森林移动。从前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座火柴工厂，现在我们却在这儿打仗了。我当了卫生员。五月二十日，我们开进了兹林卡森林。天气很暖，我们没有着手盖地下室，因为树叶已经张大，有地方隐蔽了。而且也许明天就要出发呢。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对我说来是个沉重的日子。生了个男孩子……
姑娘们，我给你们讲讲关于恋爱的事儿吧。格里戈里·华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成了我的丈夫。我不想在你们面前揭露是他勾引了我呢，还是我勾引了他。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谈谈恋爱和生活，在游击队里两者都有，甚至得以认识幸福和美妙。
我说过了，我生孩子的那天，在我说来是沉重的。我说的是肉体上的负担。在应该生产的那一天，我走了二十公里路，在谁的面前也没有哭过，而且在生产的前一天完成了指挥员们对我的一切要求。他们爱惜我，但同时懂得我的自尊心，因此交给我任务。当然，有些同志总还是不现形迹地代我做了一部分事情。
为了关怀我，费多罗夫建议把我带到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去，而巴利茨基反对。他要求：‘我是她的丈夫，我在哪儿，她就应该在哪儿！’你们要知道，我为这句话多么爱他呀！
但是后来是多么高兴啊！这队支队全体人员来说是个事件……姑娘们，我不是在鼓励你们一定在游击的情况下生孩子；可是我劝告你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要为感到生活的幸福而勇敢地斗争。要争取使生活变成饱满的、真正的和美丽的！
在森林的恶劣情况下，这个新生命，这个婴儿给了游击队员们、我的朋友们多少东西啊！我享受到怎么样的关怀啊！我享受到男男女女、甚至是最严肃的和最厉害的人们的温情。他们常常走来，和小孩儿玩耍，把他扔起来，给他说些亲切话，一连几个钟头地咭咭咕咕。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成了他的干爹，女炊事员马利亚·安德列耶夫娜成了他的干妈：使他们成了干亲家。
但是领导上还是决定我应该飞到后方去，到莫斯科去。
八月间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我们被包围了。我带着小孩一连三夜到飞机场去，巴利茨基也送了我们三夜。但是这几夜德寇总是包围着这个场子：我们的飞机无法着陆，不得不放弃到后方去的理想，只有突破包围圈才好。那时儿子已经三个月了，我们的司令员说：‘要爱护他，你要知道，这个小伙子会多么了不起！才三个月他就会笑了！’
我们开始突围；手里搬运着伤员。我带着卫生袋，背着枪，抱着儿子。我没有什么喂儿子——胸膛里没有奶。我们那几天吃饭很成问题，已经把随身口粮也吃光了。巴利茨基冲进一座村子，弄到了一些牛奶渣和奶油……我吃了一些就发了奶水，喂饱了挨饿的儿子。他啼哭，而周围都是德寇。大家都哆嗦，害怕德寇听见。这时我就给他吃奶，只要不响就行。
早晨，巴利茨基起来说：‘儿子这一夜睡得多安静呀！’我说：‘是的，很安静。’
我一看：他多么苍白呀！听了听，他没了气了，肚子鼓着。我叫了起来，但我没有哭得象巴利茨基那么厉害。
那里有一棵高大的老橡树，巴利茨基拿了一把铁锹，在这棵橡树下面挖了个坟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埋好，用绿叶把坟墓围上……
我好像再也不能走远了，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马鲁霞好久没有做声。听众也不做声。巴利茨基从后面向她走去，把一双手按在她肩上。她把丈夫的手拿下，没有瞧他，也没有对他讲一句话。发现新来的女游击队员当中有几个人在擦眼泪，她说：
“姑娘们，我给你们讲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要你们哭。当然，有时候由于抱怨和绝望可能嚎啕大哭，可是我认为自己的眼泪最好是不给人家看到，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虽然如此，我也不是经常能够忍得住的。
当时形成的环境是严重的，甚至严重到必须抛弃伤员：带着他们就逃脱不了德寇。但是必须开动，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在这个对支队说来是艰难的时刻，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召唤了我，命令我带一小队伤员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对我说：
‘我们将继续冲出去，而你呢，马露霞，你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吉洪诺夫斯基应该保住并且治好咱们的伤员。他不久以前是这里的党区委书记。我们就把伤员托付给你们。’
‘那么我的丈夫呢，’我问，‘我的丈夫巴利茨基怎么办呢？他也留在这里吗？’
‘不，他将和我们一块儿冲出去。’
‘假如你们把我的丈夫带去，那么我也跟他一起去！’
那时费多罗夫严厉地警告我：‘如果你不跟伤员留下来，我就要枪毙你！’
这时由于焦急不安和怜悯自己，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向游击队的宣誓、我是个共青团员——这一切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要枪毙自己的战斗姐妹的司令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