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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短皮袄，谁都能穿，这难道是身强力壮的证明吗？您所讲的那些是另一回事。的确，您有权当游击队员！’同志们，你们明白吗，真的！丽利亚很少谈到自己，谈到自己的过去，谈到家长。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大概也不怎么知道她的履历吧？老实说。”
“我承认……”
“她是保加利亚人。她的爸爸，也就是说她的父亲，是位著名的革命家。阿列克桑德尔·卡拉－斯托扬诺夫，季米特洛夫的占有，人民英雄。申科夫杀害了他。为了他准备在多瑙河上的罗姆城起义……而母亲，阿列克桑德尔的妻子，格奥尔吉察·卡拉－斯托扬诺娃，你们认为她是个家庭主妇吗？不，她也是位职业革命家！……虽然她手上有两个小女儿，丽利亚和琳利亚，却还帮助自己的丈夫。反正一样，她也被捕了，并且被判处了死刑，只是由于她那时怀了孕，才被赦免了……”
现在大家屏息听着华洛佳讲话。萨季连科也用另一种眼光看他，已经没有丝毫嘲弄和假装平静的神色了。华洛佳刚才所讲的，连我也并不完全知道。那时，卡拉·斯托扬诺娃在莫斯科的确告诉过我她自己的履历的一部分；但是大概由于谦虚吧，没有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丽利亚呢？那时刚满七岁，可是她跟母亲和妹妹一块儿陷入了监狱。她被允许到教堂里去，过了一年，又让她进了学校。这样，丽利亚就成了个通信员，带着字条儿跑到父亲和母亲的同志们那里……”
“…后来，当她母亲由于那里的什么赦免而被释放时，她把丽利亚辗转送到苏联来了。这件事是国际革命斗士救济会照料的，把她秘密地送过了维也纳，送过了都灵……她在莫斯科的一个幼儿院里学习……成了我们苏联的公民，在新闻学院毕了业……她屡次请求共青团真理报编辑们：‘把我送到游击队里去，我要替父亲报仇，我要参加战斗！……’以后怎样呢……你们都知道，丽利亚来到游击队里牺牲了。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说她是‘白白’送了命。”
“不，不，我现在已经不说了……”
“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难道问题只在这里吗？也就是说，难道她没有自己的长处，而只有家长的名声吗？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你回想一下，即使她跟齐姆巴利斯特争论的时候……同志们，齐姆巴利斯特是个最勇敢的小伙子，他留在波布特连科那里。他是第一批到铁路上去爆炸的人们中的一个，对这件事还没有熟悉。冒险得很……他有权把自己当作英雄。切说他对苏联后方的工作估计不足，说是那里游手好闲的人太多了，只是白白地消耗了粮食……你记得，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那时丽利亚怎样来开导他，怎样给他、给我们大家讲到那些撤退到后方去的工厂的工作。和她争辩以后，齐姆巴利斯特对她完全另眼看待了！……而且她给我们朗诵的诗文是多么……”
“华洛佳，”马鲁夏·柯瓦连科打断了他的话，“你毕竟说得离开了本题。你给萨季连科回答一下关于是不是白白牺牲的死亡吧，你当时在场吗？”
“我没有在场。我过了两天才回来，同根纳季·穆西因科一块儿侦察去了……也有一些故事，可是关于这件事，让穆西因科来讲吧……我们回来了。我给她带来了一件礼物。她自己很爱送礼，送意外的礼物。我給她带来的是一支很小的意大利手枪……碰到瓦夏·柯罗勃科。他说：‘丽利亚牺牲了！’我跳起来了：‘不可能的！’他说：‘你瞧，认识吗？’他从皮套里抽出了一支‘ＴＴ’型手枪。这是丽利亚的手枪，我马上就认出来了。瓦夏说明道：‘当她被子弹打中后，我拿来了。我早先没有手枪……但是，华洛佳，你别想了，我很可怜她。她是位好姑娘！’接着他叙述了一切。他们怎样坐在民房里，怎样在极近的地方突然传来了枪声，但很快就停止了。这是德寇碰上了我们游击队的埋伏……第一大队的政委戈列雷依同志走出去了，丽利亚跟在他后面，柯罗勃科也跟了出去，丽利亚问道：‘跟你们去行不行？’戈列雷依想了一会儿——我们有指挥部的严格命令要爱护丽利亚，不让她参加危险的事情，听了一听：那里已经完全停火了，他说：‘行。’他们走到那里，地上乱躺着一些德寇的尸首和死马，车上还有一门迫击炮。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哒——哒——哒几声，那就是说，德寇藏起来了。瓦夏·柯罗勃科自己躺下了，命令丽利亚也躺下。她躺下了，可是眼睛不放松那门迫击炮。她记得，获得战利品，特别是武器，对游击队员有什么意义……她很想获得自己的第一件战利品。她向那辆橇车撑着肘子延伸过去，微微欠起身子，要去拿迫击炮……这时又开了一枪……这样性命就没有了……当时，在原地方，也没有叫一声……那么，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难道这是白白地牺牲吗？难道不在意图中、不在心愿中看出一个人吗？！”
“这里应该加上本领，没有本领，就别动手！”
“对！那么这些年青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也还是没有本领的，我们要教他们，一定要教他们！不过，如果明天的战斗需要他们呢？在我看来，他们要打仗，只是暂时没有更大的本领罢了！但是他们带着革命的盛怒，带着对祖国的热爱，而且没有死的恐惧，不怕白白被打死。弟兄们，姐妹们，是这样吗？”
我们请姑娘们中的一个来讲一讲。据说，她们在地下室里，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经常缅怀往事；可是说服她们在大庭广众中发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卫生员们开始把马鲁霞·托夫斯科往前面推出来。她是我们最有经验的女游击队员之一。年青勇敢、体格坚强、动作敏捷的她，不管是作为一个女卫生员、或者战士、或者共青团员的社会活动家，都受到普遍的尊敬。马鲁霞没有推辞好久，就走进了光亮的圈子。
“好吧，”她说，“我也可以讲一讲。不过请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德鲁日宁同志和其他的指挥员们别见怪。我要对青年们讲得多一些，对姑娘们又比对小伙子们讲得多一些。可以认为我也不算老，如果说我现在是二十二岁……你们说，对不对？嗯，这样就好了。
我在战前，不知道愁苦，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可是我毕竟意识到，这是不平凡的，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给我争得的。如果战争的话，那么我是个健壮的年青姑娘，也应该为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党去打仗。我虽然在游击队里经受了许多苦楚，渡过了许多艰难的日子，并且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而掉了泪，却一次也没有后悔到游击队里来。而我是志愿地来的，我怎么来的呢？
我们在这儿交换经验，谈谈说说。现在我也来讲讲，我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因为我不是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游击队员的。就拿格列沙来讲吧，抱歉得很，就是苏联英雄格里戈里·华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也同样地不是从头一天就成了游击队员、好战士，而是后来才成为指挥员的。
我曾经是这样的。我曾在省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附设的切尔尼多夫防毒服装修理厂当过厂长。我们的主席是库兹涅佐夫同志。
他有一次问我：‘马露霞，你同意参军吗？’
这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间，这时德寇已经迫近了。
‘您要知道，’我对他说，‘区军委会里已经有我的两份申请书了。’
‘如果你同意，我把你随身带去。你直捷地回答：可能会受伤，而且如果医不好的话——自己的同志们会把你打死……你同意这样的条件吗？……’
‘同意，同意！’
‘……还要到沼地里去呢？’
‘……同意。’
‘……如果被敌人抓住，敌人要拷打你呢？’
那时我就明白他是在发动我加入游击队，我的心直跳，他继续说：‘你自愿地同意吗？’
‘是的，我自愿地同意！’
‘快快收拾收拾手提箱就走吧。’
就是这样，我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间成了游击队员，这时德寇正向切尔尼多夫进攻。那时被收容的有我，有维利亚·多博达和不久以前牺牲了的诺娜·波古略依诺……这是一位真正的、战斗的姑娘，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女共青团员的！……当库兹涅佐夫领我们到森林里来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了这里将要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