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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相当魁梧的汉子，比中等身材高些，肩宽背阔，目光很聪明，甚至很坚定，据他说，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过来往。
“让我抽支烟吧。”
我们给了他。他卷了一支烟，把衬衫扣上，眼睛瞅着一边，开始说：“当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们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心里混乱地摸不到头尾。你们想想我现在有多大岁数了？”
“你怎么啦？”索洛伊德喊道。“你是在篝火旁边讲故事吗？你现在应该是回答而不是发问呀。”
加柳依向索洛伊德看了一眼：“打吧，你要想打就打吧……我为什么要问你们，我多大岁数：我知道，你们会说我快五十了。你们同意这一点吗？这就很好。而我才三十九岁。我是个疲——倦——了的人！清楚吗？你们要知道，我现在连喝酒都不感兴趣，因此也不珍惜生命。我从这种生活里，久已看不到什么好处。而你们说，过德涅泊河再往前走。我不须要去，我疲倦了，厌烦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为什么要谈这个缺德的人呢？我们当时把他看做是个行尸走肉，一种动摇的、懦弱的、没有用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极端表现。他把自己不太长的生活里面所从事过的一些职业数说了一下。他曾经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炼钢厂里当过计时员，后来在几家饭店里做过两年的侍者……
“这是一种吃得饱肚子的事儿，但是要求很大的忍耐性，要懂得怎样待人接物，怎样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如果不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或者不会使用餐巾，那就只能抽抽‘拳击’牌低级烟，穿的衬衫也不会比棉布的再好……”
“噢，原来你是这样的观点！”
“是的，是这样的，”加柳依肯定说。“侍者这种职业的主要缺点是腿酸……最近八年来我是在弹子房里当记分员。嗯，记分员就不是侍者喽，不必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了。商业弹子房的记分员，如果他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不是个胆小鬼，那就是个活神仙、审判员和军事长官……亲爱的同志们，我结了婚，仿照绸缎的花色把屋子油漆了，还买到了一项红木的衣橱。我的那个美人儿，活象个商店经理的太太：灰背大衣、八套中国绸子的长外衣……你们要知道，”他突然使劲儿带着优越感喊道：“我自己有两双漆皮鞋，不算麂皮鞋在内；有哔吱西服、上等的呢西服和夏季的咖啡色纯毛料子的西服。所以我有的是很好的生活，而我的浪费也就不少。况且爱情是象一种神圣的、最强烈的感情。唉，有什么可说的……”
“你在红军里服务过吗？”
“没有机会啊。德寇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来的前一天，我才被动员。那天晚上允许我回家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而第二天一早，一切就天翻地覆了……你们要听，我还可以继续讲讲，我怎样和爱人到索斯尼察她娘家去的，怎样我过去的爱人，原来是个小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衣服料子跟奥地利人跑掉了，怎样威胁我要把我好像是一个熟练的铉工似的抓到德国去：有这样的密告，说记分员加柳依实际上是七级铉工。我又怎样揭穿了这个诬告。这一切我都可以详细地讲一讲。”
“你为什么当了伪警呢？”
“就是这么当的。我并不否认这件事。我是内心极诚实的人。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段生活中，要不这样，就无法对付。你们要知道，我是为了弄到武器才干这件事的。我达到了目的。我把我爱人瓦列丽亚的相好当着她的面前打死了。我也想同样地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打中……”讲到这件事，加柳依喘不过气来，面目也憎恶得变了相。“但是反正那些奥地利人会把她害死，结束她高等娼妓的桃花运……”
“等一等，”我打断了加柳依的话，“您这是实现了报复私仇的举动，然后跑到我们这儿来的。您认为自己是个游击队员吗？”
“你们知道他们会把这个瓦列丽亚怎样摆布吗？你们绝对相象不到。他们会把她塞进兵士的妓院，在那里她是活不了两个星期的。她的心情过于柔弱了……”
“别乱扯了。我问您，在游击队里宣过誓没有？”
“我自己知道，宣过誓了。可是我不打算再走远了。我憎恨这样的德寇；对这些腐败的家伙，这些伪警，我是彻头彻尾理解、瞧不起、并且憎恨的。您下命令叫我射击，我会遵命执行，会趴下去用尽子弹消灭那些……我的瞄准是头等的，因为我是弹子房的记分员。而这里我是什么东西呢，已经有四天反正和苦役犯一样：推呀、拉呀、拖呀……看来好像是个健康的人，可是我现在只剩下了哆嗦。”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而他突然用很可怜的、哀求的声音说：“我什么都没有反对你们。你们须要这样做，你们有理想。这点与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把我放走了吧。我自己会打德寇。稍稍休息一下，我就要用自己的非党人员的方法去打。”
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小市民，他为了自己，并且只是为了自己，活了自己的整整三十九岁。对他来讲，战争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他的报仇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痛苦，为了自己的感受。他健壮的身体因为长期的紧张状态而萎靡了，软弱了，甚至连生活的意志都丧失了。
不，我们没有枪毙他，虽然可能由于他临阵脱逃而应该枪毙，只是把他的武器收回了。我们知道，他赤手空拳离开我们是什么地方都不敢去的。我们叫他去锯劈烧饭用的木柴，而在战斗时递送炮弹和子弹箱。他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在以下的几章里讲到。
从贝瓦洛克过去，我们就按着预定的行军路线乘车前进，坐在滑木上简直拖不动了。多谢贝瓦洛克和附近乡村里的农民：给了我们货运马车、半蓬四轮马车、两轮车——一共给找到了大约二百辆马车。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橇车，外加二三十匹马给他们替换。载重车队不得不大大减少，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步行了。
我们平静无事地走了二十公里光景，主要是和解了冻的、泥泞的道路作斗争。突然一大队德寇从森林里来袭击我们纵队的前哨。没有打好久，敌人便乱七八糟地退却了，损失了十二个人，并且扔下了一挺重机枪。老实说，这不能算是战斗，只是小冲突罢了。但是在这次小冲突中，牺牲了我们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位是机枪连长耶菲姆·多罗申科，另一位是同一分队的女卫生员诺娜·波古略依洛。
我们把他们的遗骸安放在两辆大车上，以便在附近的居民点里尊敬地安葬。这是游击队的惯例——不立刻在作战的地方，而是尽可能在村庄附近的大宿营地埋葬在战役中牺牲的同志。我们经常竭力设法把这种悲伤的仪式举行得隆重一些，并且请当地的居民来参加：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样和战友们告别的，让他们听听我们英雄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居民们和我们在一起致哀，在坟墓上献放花圈，有时侯还建立一些小型的、简单的纪念碑。
可是我们载着用旗帜盖起来的遗骸，常常经过几个沉痛的、十分沉痛的钟点，有时侯甚至经过几昼夜，当然，所有的游击队员都知道那辆大车上载着被敌人打死的战友。好朋友们和女朋友们长久在大车旁走着：哭着，发誓要报仇。在这样的时刻，队伍就好像是殡仪行列一样。歌唱咧，说笑咧，都停止了，人人都变得更严肃，更沉默。
有人说，战争会把人变得残酷无情。向右是死亡，向左也是死亡，甚至好像有了一种习惯，觉得明天，或许过几小时、过几分钟就会有什么亲近的同志牺牲似的。自己牺牲的可能性也不例外。但是我前面写的对死亡“好像有了一种习惯”这一行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当然，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的。怎么能习惯于想到自己的朋友，或者爱人，或者子女过一忽儿就会牺牲啊！坚决性在成长着，而这个呢，大家都知道，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预先培养自己在人们面前不痛哭，不搓手等等。
这次小冲突以后，纵队在继续前进的时候，诺娜·波古略依洛的青年丈夫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抓住了躺着她的遗体的运货马车的边缘，跟我们一起走着。他是个青年人，共产党员，机枪分队的指挥员。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六岁。他热爱诺娜。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开始的，我虽然不知道；可是我肯定地知道，并且永远记得，我看出这一对是存在着那种可以称筽高尚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