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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德寇的听音兵却没有放松我们，灯光一下子到处都熄灭了。刹那间空中射进了探照灯的透明的利剑。我们的飞机笔直地上升，穿过了浓密的云层。现在探照灯光在云层的下面了：我们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大涡影在我们下放的什么地方来来去去。时常从云层下面跳出高射炮弹的红色火球。这样继续了三分钟光景。然后飞机就完全没入黑暗中了。打开了前灯。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前方还是一片浓密的、白茫茫的气体。飞机稍微降低了一些，这时就可以看到在空中旋舞的雪花。
我到驾驶室里去了。它给很多仪表上的小灯炮照明着。自动驾驶仪在工作着。机长在对着另外一位驾驶员的确耳朵叫嚷着什么，同时死命地做着手势。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他们怎样在驾驶飞机，怎样弄清方向的呢？”我想。老实说，我们游击队员常常责备这些飞行员。因为他们投掷辎重时往往不准确，更坏的是连跳伞的人也给投掷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曾经在篝火旁边空等过他们多少夜啊！但是需要多么高妙的技术，怎么样的勇敢，才能在夜间、在恶劣天气中飞行、并且找到游击队的飞机场啊！
很大一部分的民航飞行员已经在战争中擅长于向游击队飞行了。他们给我们运到了弹药、武器、粮食和医疗用品；还给我们运来了新战友，并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多少伤员。他们多少次在最后关头救了我们啊！
这时机长站了起来，看到了我，睁着大眼，好像在说：“您到这里来干么！”我急忙退到了门口。机长——一个魁梧的人，全身裹着皮毛，除了眼睛以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叫我站住，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我就在一口什么箱子上坐下。他呢，便坐在我的旁边。
由于我感到自己的过失，刚想要对他说说其他飞行员并不如此严格，允许我到他们那儿去，这时机长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往回飞……”
我没有听懂，耸了耸肩膀。他重复说：“飞回莫斯科去。反正我们看不见信号。”
我刚才还赞美这个人的勇敢呢！我站了起来，也只说了一句话：“不行！”
“怎么不行！这儿谁是机长？”
“我是游击联队司令员，根据命令我应该……您知道吗，前三天我们就已经应该……总而言之，我没有必要向您报告。您的任务就是执行命令。看不见着陆的信号——那我们就跳伞。”
“我们在目标上空已经盘旋了十五分钟。看不见篝火，也看不见火箭。遍地是雪。您了解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除了我以外，这里没有第二个机长。您懂得规矩吗？我本来可以不跟您讲，到莫斯科您就知道了。”
“您是说——我们在目标上空盘旋吗。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们有计算，有仪器。”
“好得很，那就跳伞。”我站起来，去给自己的同志们下命令。
“辎重以后再投吧！”我对机长说。
“不许您开门。住手！”
我想喝一声：“怕死鬼！”或者痛骂一阵。不记得我怎样沉住了气，又回到客舱里来了。
飞机作了一次急转弯。很明显，它在转身往回头的方向飞行。我们又在向莫斯科飞行了。这是我一生中不想到莫斯科去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曾经说服自己：不要紧，我想，没有法子，只好顺从了，不能掀起一次反对机长的骚动啊。我尽往别处想，但思想总还是回旋到这个问题上来。
只要想想：我们的游击队员们正在我们下面的篝火旁边值班守候。当然，篝火堆旁坐着的有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还有尔凡诺夫。我还鬼打架给他们拍发过无线电报，说我给他们带来了奖品呢。他们一定在那里东猜西测、坐立不安，他们还在等待信件：瞧，他们给我们大伙儿的一袋信件就在我的旁边。这还不要紧，可以忍耐一下——更坏的是在下着鹅毛大雪。虽然我不懂得气象学，但是连我都明白，天气就要暖和起来了。谁敢保证明儿天气不会更暖和呢？
“假如德涅泊河开了冻，”赫鲁晓夫警告说，“你们就有完成不了任务的危险。要赶快渡河，一天也不要迟疑！”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种新的想法。我跳起来了。怎么以前没有想到这件事啊！我又往机首部分去，敲了一下驾驶室的门。
机长冲着我走了出来。
“嗯，什么事？”他并不瞧着我的眼睛说。
我用几句话，当然不敢泄漏机密，把我们行动的本质给他说明了一下。然后我拿手向左面胸前拍了拍，那儿短皮袄里面有一张叠成四折的命令状。
“就在这里……机长同志，请您把飞行帽解开。您靠近一些，我不能大声说……我这里有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我们应该强行渡过一条大河，向西前进。您自己已经告诉我们，现正刮着西南风。请您弄清楚，如果这条河开了冻……”
没有等到我的答复，飞行员就把领航员叫来了，和他热烈地争论起来。然后给副驾驶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兼射击手下了一道命令。他回到我跟前说：“我们再试一下看。指示是禁止这样做的……冒一下险吧。假如飞机的腹部钩住了树木的话……那您自己也明白。”
这样我们就开始寻找。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逐渐地降低。把头灯都熄灭了。可是我们聚精会神地看去——什么地方都看不见一点儿火星。沉重的飞机在震动，轧轧作响，时常在气坑①中沉落。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一闪。模糊的绿色斑点透过了雪幕。第一发火箭，第二发，末了我们终于看到了预先约定的游击队应摆的篝火图形。
【 ①气坑：这是航空名词中的一个误用的名词。有时飞机在航行中突然下堕若干尺，使人发生跌落的感觉。原因是相对速度突然减少。例如逆风飞行，风势忽然静止片刻，空速消失少许，便能使飞机下堕。通常在下堕的时候，忽又吹来一阵狂风，飞机又突然上升。】
高度计已经指到一百公尺的高度，并且还在继续下降。
“跳伞不行，”我在想，“那就降落吧。”
飞机在逆风飞行，并且开始降落。我们看到了游击队员们离开篝火跟着飞机奔跑，用手、用帽子、用树枝在摇摆着。
我们平安无事地着陆了。
我和德鲁日宁出差有一个多月。在这一时期，我们联队从奥尔洛夫地境回到切尔尼多夫的叶林诺森林里去了。同时也发生过许多事件。我们虽然感到非常焦急，而且累得要死，但是扎睡觉这件事却连想都没想。
关于命令，暂时还没有宣布。我和德鲁日宁决定，如果马上宣布的话，同志们就会顾不得给我汇报情况了。可是，波布特连科、尔凡诺夫和诺维科夫根据某些特征，便确定我们已经带来了紧要的命令。
有这么个说法：“新闻满天飞”，也就是说，已经感觉到原先的情况不会再存在，应该有一些重大的变化了。
同志们也同样地感觉到，司令员和政委一定从莫斯科带来了改变整个生活的命令。
重大变化的预感当然不是凭空发生的。大家都知道，红军在这一冬季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德寇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击溃以后，在我们红军师团猛攻下动摇了。整个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都已经解放，哈尔科夫又是我们的了。红军正在向基辅、切尔尼多夫……进军。这就意味着游击生活快要结束了。也许，要把游击队的拳头合起来从这一方面进行攻击，就会加速跟红军的联合吧？
联合起来，就会和我们整个苏维埃国家过同样的生活，和亲属们自由地通信，假如有假期的话，或者还可以会会妻子、母亲、兄弟和朋友。很少有人能象我这样运气好。从战争的头几天起，成千的游击队员不仅没有会过自己的亲人，而且几乎连信都没有通过。战争拆散了家庭。一部分人撤退了，另一部分人参加了军队，第三部分人滞留在沦陷区，第四部分人牺牲了。要知道，他们想要很快地知道……
几十个游击队员挤集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门口。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治指导员——甚至早已进入地下室。问了个好就走到以便去，坐着或者甚至站在一边听——只担心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别折磨我们啦！”
但是在宣布命令以前，我还是要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