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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第一个和我攀谈起来：“孩子，你们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你说这些人是什么意思，老爹？”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挂着这么多武器，就好象要去打仗。可是从衣着看却又不象士兵……”
有个肮脏的技工学校的学生用响亮的嗓音插进来说：“他们是游击队员。”
“你怎么看出来的？”雅列明科问。
“德国的冲锋枪，小胡子，还有带子。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捉摸得出。你们一定是把胡须刮掉的，对吧？”
话就这样谈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给人们围住了。别的车站上上来的乘客们也向车厢中间挤来。我们成了大家注目的对象，问题纷纷而来。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越过人们的脑袋大声喊道：“你们中间有一位叫莫罗索夫的吗？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莫罗索夫。据无线电里广播，说是在游击队里服务，至于在哪儿却没有说起。”
大家很感兴趣。当我们弟兄们中间有人发言时，车厢里顿时变得肃静无声，就象在听演讲一样。我们给人们的关心所鼓舞和感动了。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对于游击队所遭遇的危险有一种过于夸大的概念。
当我们竭力设法打消这种恐惧时，听众便反对道：“这是你们谦虚。我们知道……”
我告诉技工学校学生说，在我们支队里，有二十多个象他那样年纪的小伙子。起先，这个孩子情不自禁了：“我真能够报名参加吗？我真想去。我已有两个哥哥在前方，我要帮助他们！”
四周的人都笑了。他窘得涨红了脸：“不，我懂得，”他望着窗外说，“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
“说得对，”我邻座的老头儿证实道。“你得做个英雄。我的孩子，游击队员是一种特别锻炼的、坚韧不拔的人。你我还没有吃够饭呢。”
其实，这种把游击队员当作某种神话里的巨人的概念，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概念，但它已被报纸的特写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们打进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往后，我在莫斯科看了一阵报纸和杂志以后，发现那些关于游击队的丰功伟绩的故事，往往是夸大其词的。这些特写里的英雄们都是那么无限勇敢和特出，甚至使人问心无愧：你为什么不这样呢。自然，一般读者会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大胆汉相比呢。”你瞧，关于恐惧心的克服就写得很少。然而这是最重要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作家的队伍里，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叙述最平凡的人们怎样在森林里工作和学习，英勇精神怎样成了必要性，也就是说，怎样成了共同的纪律和觉悟的一部分。
我们也被看到的一切事物所惊奇。我细瞧着一位戴眼镜的瘦长妇人，样子大概不很客气。她肩上靠着一把套在纸夹里的象枪一样的铁锹，甚至锹柄的周围还缠着带子。她微微一笑道：“您这样瞧着我……”
“老实说——不是瞧您，而是瞧铁锹……”
“当真吗？可不是，假若您没有看惯，这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您且看看四周吧……”
我依了她的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许多人都带着铁锹，有包在废布里的，有包在纸里的……而且，差不多全体乘客——在膝盖上、肩膀下、手里——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麻袋和钱包。
“马铃薯是我们的养育人，”一个年青的女工认真地说明道。“游击落队员同志们，我们是铁锹英雄……你们以为怎样，”她兴奋地接着说，“干么笑啊？我想这儿每个人就是用这些铁锹到莫斯科的四周去挖战壕的……”
在任何情况下衷心地、朴直地谈话，苏维埃人的这种本事是极好的。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交谈，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就象认识了好几年一样。
“可惜，德国的火车走得不是这么快！”巴拉贝叫道。
不仅是我们，差不多所有的乘客都了解这句话，并且哈哈大笑了。
“大概，您教会德国鬼子慢慢地走吧！”女列车员很懂事地插入说。“用这样速度走的话，要是有地雷，就一塌糊涂了。老爹，您说是不是？”她向我说。
我很高兴地瞅了她一眼，她无论如何不会在三十岁以下。
“我做您的爸爸还早着呢……”
“您多大年纪？”
“四十。”
“啊！我总有点儿不相信……大概您也不会相信我是二十二岁吧。您算算看。”
她快活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四周的人也都笑了。为什么呢？看来我们应该发愁……
“您瞧，咱们俄罗斯人就是这个样子，”老头儿还是解释道。
车子开得相当长久。我想要抽烟，自己卷了一枝烟卷儿。
“一下子就看出您是个游击队员，”女列车员说，“纪律性不够。好吧，您是客，在这儿抽吧，万不得已时，我来向检查员解释。”
当我们走上共青团广场时，普遍的注意迫使我们振作起来。我们甚至不自觉地排了队齐步前进，就这样排着队走进了地下铁道车站。
十分钟后，我们便和斯特罗克奇、柯尔尼茨、斯皮瓦克、斯达尔琴科和格列丘赫拥吻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政府的这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这时都住在莫斯科大饭店。接着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柯尔尼茨因为迎接我们布置了一次隆重的早餐。
我听着演讲和祝词，而从街上传来了电车的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同志们，听着！”巴拉贝突然喊了一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啊，见鬼，这不就是莫斯科吗！要知道我们是在莫斯科！要知道克里姆林宫很近，斯大林同志就在那儿！让我们来为莫斯科和斯大林的健康而干杯！！！”
在这次祝杯之后，大家喧哗起来了，当然，我已经听不见铃声，也听不见汽笛声了。
然而，可惜，斯大林同志这时不在莫斯科。
有人对我说：“等一两天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就要来的……”
但是斯大林同志被前线的事情拖住了，我就这样未能和他见面。
我不得不满意于格列丘赫、柯尔尼茨和斯特罗卡奇各位同志所叙述的一切。他们和柯夫帕克一起参加过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他们听到过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给游击队员的临别赠言。格列丘赫和斯特罗卡奇所讲的事情，帮助我准备和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各位同志的会晤。我打算要问的许多问题，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我知道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工作十分繁忙，认为和他们的会晤将是简短而且严格的公事性的。因此我写好了自己的报告，又把它删节了几次，在 长的表报中摈弃了一半以上的问题。
那时在莫斯科行使职权的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它的实际领导人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同志是西南战线的军事会议的委员、后来是沃罗涅什和乌克兰第一战线的军事会议的委员，进行重大的工作；他还直接领导了乌克兰的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总参谋长是斯特罗卡奇同志。此外在莫斯科行使职权的还有中央司令部，首长是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柯同志。司令部归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管辖。
我在这里莫斯科与党中央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会面时，看到游击力量是那么强大，人民在敌后的抵抗已经获得了那么大的活动范围。也许我看到和感到的更重要的，是游击运动在整个国家武装力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筹划和领导的。
在军队里，连队、团队、师团、战线经常感到邻近有其他的连队、团队、师团、战线，不仅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行动也一致。游击队经常是隔离的，经常是被敌人包围的，往往夸张自己的孤立。无线电和飞机就是它与“大陆”和军队取得联系的一些工具。这种联系的线索是很容易断绝的，那时就感到完全孤立了。
我在中央司令部和乌克兰司令部认识了一些练达的军官。它们经常而有效地使用着远方的失落在森林里的游击队。
在和斯特罗卡奇和波诺马连柯谈话以后，我了解当我们和莫斯科失去联系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不幸。
莫斯科也不比我们少着急。双方都在寻找。可是我们在找到了蓄电池以后，只轻轻地叫一叫，而莫斯科却整天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