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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谢了谢孩子，就问：“噢，你当真没见过游击队吗？”
“就在那边，在洼地那边有些叔叔，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走这条路过去。”他给我们指点了方向，我们便动身了。
现在我觉得仿佛成了国王的教父。我的两只脚暖和了。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不错，我时常绊倒，但仍是兴高采烈。
当我在洼地那边的一伙人里面找到了熟人——两天前失散的我们小队里的两名红军战士时，我分外快乐了。
他们告诉我，在那晚的遭遇战中，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受伤被俘。其余的人都脱身了。他们以为我已经牺牲。中尉早上带了一名战士出去侦察，也没有回来……
我们一共七个人，在洼地旁边围着篝火坐下来。其中两个决意要到基辅和日托米尔省的故乡去，其余的人都一定要越过前线。操维雅特卡口音的驾驶员参加了我们这一批。
在篝火旁的这个小组里头，彼此谁也没有好好地了解，大家的心情自然根本是不愉快的。但是围着篝火的俄罗斯人能够保持沉默吗？所以我们也谈天了。
“嗳，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一个穿着军大衣的高个子年青人说。他仰面躺着，凝视着天空。“我们的国家会支持得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可没有说出来。
其实，我们的谈话也不外是这些不确定的感叹和批评。我们时时停下来倾听远处的枪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我们也互相提防；我常常抓住对我留心估量的眼光。
“糟透了！”一个短小的红军战士喊了一声，他腰间的皮带束得紧得不能再紧。“华斯卡·谢迪克给一块弹片砍死了，我倒逃过了，有机会活下来……弟兄们，我们不在军队里还成什么人？单个儿来讲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都能唱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但是剩下你一个人，你就光想吃。”
“这就得看是什么人，”望着天空的年青人反驳道，他已经忍耐不住，站起身来了。“干么你唠唠叨叨，没完没结？你对国家和祖国懂得些什么？我要好好地揍你一下……清醒清醒你的脑子！”他开始卷纸烟，显然打算聚精会神地想一下。“瞧，我正躺在这里想，你说，我想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短小的红军战士回答道。“你在想老婆、想孩子、想自己的可恶的境遇，还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吃午饭。”
“你真是个傻瓜。瞧，我们这里一共十个人。如果你请教每一个人，你就会知道，他并不在想自己的物质需要，正相反，把它们撂在一边。我现在想的是乌拉尔的机器厂，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里有这么一个工厂：那里能出产多少坦克……那末你在想什么呢？”他突然问起右边的邻人。
那个人脱了靴子坐在那里，在火上烘着那正在化脓的大脚趾。这个人脸色苍白，显得十分疲倦，眼睛也困乏地失去了神采。
“你说我吗？我不在想什么，敬爱的同志。我在幻想。一般说来，我是个理想家。我想怎样使这个德国走上正路，因为他们－我是指德国人——现在只干消灭人类的勾当。等我这支脚好些，马马虎虎能把这支长统靴穿上，把步枪挂上肩膀——我便出发。不管要走多少路，不管要转多少弯，我一定要走到柏林！当我们卡住希特勒的喉咙时，才可以解释……”他咳嗽起来，显然是累得连说话也感到困难了。
“朋友，你呀，在到达柏林之前，会死上七次！”短小的红军战士对他高声说。
“至于说死，我不愿意平平常常地死，我可能会在战斗中牺牲。可是即使在我战死的前夜，我仍将幻想和计划……”
虽然他用低低的、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他脸上却有一种不由你不相信的信心。
“对，朋友，说得对！”从篝火另一边，有一个人在兴高采烈地叫着，他满脸儿闪闪发光。“我们，象你我这样的人们，我意思是说苏维埃人民，没有对将来的理想就没有生活。我是一个技师，过去在德涅泊尔水力发电站工作。早在修建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学习了。现在这个晚上我盖着树叶睡在地上，一面冻得牙齿格格作响，一面在想，一旦德寇给赶走以后，我们将怎样着手恢复呢？显而易见的，他们会把一切都炸光，显而易见的，在炸光以后他们会逃跑，而且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后会建筑得比以前更好！同志，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感到窘困，脸红得象个少年人一样。
“哦，假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一个发言的大个子喃喃地说。“好吧，同志们，让我们起来吧！你们还没听到德国鬼子正在向我们走来吗？”
真的，冲锋枪声越来越近了。德寇大概开始扫荡树林了。
我们并没有立刻就分散。我们这支十个人的小队又继续游荡了两天。我们侦察，向遇到的人打听德寇的所在，和怎样过去比较妥当。
这里的树林是稀疏而混杂的，常有草地和沼泽间隔。鸟儿时常在我们的头上飞向南方。
黄叶正在纷纷落下来，天又在下毛毛雨，树林变得愁眉哭脸，我们大多数的心境虽然不是郁郁寡欢，却是委屈苟安的。
我们不轻于谈到自己，而且也不乐意谈，第二天我才发觉我们这一队的伊凡·西蒙年科中尉是位党员。他说，在战前曾在乌克兰共产党（布）沃伦省委会当过指导员。我提起了一些大家熟识的朋友，描述了一番他们的外表和姿态。我们的关系渐渐变得越来越随便起来，顾虑也没有了。原来西蒙年科也是切尔尼多夫省人，是到马洛·捷维察区去看母亲的。这真是件巧事！我到省支队去正要通过这区。我们俩很高兴，互相紧紧地握了握手，把雅可夫·祖谢尔门叫了过来，三个人一起决定当夜便动身到切尔尼多夫省去。
我们三个人起先沿着波尔塔瓦公路，后来在切尔尼多伏省的公路上缓缓走了八天。如果我把这几天的流浪生活记述下来，大概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中篇小说。我的两个伙伴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雅可伏在我们中间年纪最轻，只有二十六岁。
我对他说：“雅可夫，不要到尼真去吧。不错，妻子呀，儿女呀，全都在那里，但是单凭你一个人，能给她们做些什么呢？德寇会逮捕你，把你拖到盖世太保那里去。你分明是犹太人。和我们在一起吧，将来一起打游击。要是你一家人都被杀了，至少也好替她们报仇。”
他回答说：“我懂得，您也许是对的：我在尼真没有什么事好做。可是我的心在燃烧，我不但要去看看母亲、而且要看看妻子、看看我的小妹妹，而最要紧的，是去看看我的小儿子。他那么点儿年纪，只有四岁，可是已经给我写过一封信：‘爸爸，华娃乖孩子。’现在我还活着，而且和她们离得很近，我怎么能不去呢？请您放我去吧！”
他说“放走”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他的长官，我怎能扣留他。可是要是我坚持要他跟我们一起走，把自己当作团体的一分子，他是可能屈服的。但是我不愿意坚持。小伙子一心一意想上尼真去，十分想念家人和故乡。很明显的，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家人和故乡更可贵的了。“尽管我以后会送掉性命，尽管他们会折磨我，可是我有去的机会，我怎能不去呢？”
西蒙年科比我更了解祖谢尔门。他本人也一心一意想到母亲那里去。他已毅然决定，不留在德寇占领下的后方，一定要越过前线去。他到后方去只是为了要“宽宽老太太的心”。
现在我们三个萍水相逢的同志，三个苏维埃人，白天睡在麦杆垛或是干草堆里，天一黑，马上就上路。
我们在刚被德寇侵占的乌克兰土地上前进。
即使在村道上，我们也偶然遇到德寇的指路牌：钉在电线杆上的箭头。如果附近没有人，我们便把它敲下来弄成碎快，乱扔在田野里。
有一回傍晚时分，我们在一条相当宽阔的、用筑路机压得很平实的大路上慢慢地前进。天气很暖和，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四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就象散步一般慢慢地走着。在公路两旁，延伸着茂密的矮树，红色和黄色的树叶掩盖着大地。远处是一些农庄的发白的斑点；农舍的四周是些赤条条的枝桠粗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