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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眼’，以及其他不知道名字的头领们。部落中杰出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该部落几乎被会歼……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次为自己增添荣誉。”
基文顿上校认为他的部队十分勇猛。“这天黎明，我攻击了一座有130多间棚屋的夏安人村庄，那儿有近900～1000名斗士。我们杀死了‘黑水壶’，‘白羊羚’与‘小长袍’……”事实上，这个村庄有八九十个棚屋，不足500人，他们三分之二是妇女与儿童，“白羚羊”被杀，“黑水壶”与“小长袍”幸存。
在“冷酷的第三堡垒”进入城镇后没多久，在阿波罗剧院舞台上演了另一场极其残忍的表演：100张夏安人的头皮被展出。海伦·亨特·杰克逊（那晚他没有出席阿波罗剧院）声称，观众们“狂喜地鼓掌欢呼”。
这些用绳子穿的头皮被挂在舞台上是十分可能的。然而，当这些头皮出场上演时，没有一个人——无论杰克逊夫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存留下有关这返祖现象的舞台造型场面的详节，如日期，特显节目等；也没人记录下一则可能由基文顿或他的“冷酷的第三堡垒”提供的评述。当然，对这个场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参观阿波罗剧场展览的大量观众中，他们亲朋的头皮都曾经在这些土著人的剥头皮刀下失去。要是这些观众们确实热烈地拍手称快的话，它也确实证实了一位前来观展的英国人的评论：美国人可能是历史上唯一这样的民族：从一个原始状态，滑入一个从来不懂文明的衰落时期。
1936年，伊丽莎白·塔尔曼在接受《科罗拉多专刊》记者采访时说：
基文顿出发向沙湾进发时，我在丹佛市。约翰·M·塔尔曼（后成了我的丈夫）属第三军团，该兵团仅有部分人参加了这场战斗。我有一些用白人头发做的戒指，它们是从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取到的。要是你们那时也像我们那样生活，如同我们那样一直处于惊恐焦虑之中，几乎每天可以看见被印第安人杀死的朋友或熟人们的尸体时，你也就不会从内心对基文顿的行为进行指责了。
C·P·邓恩是一位19世纪有见识的学者，他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政府政策的文章，他声称基文顿疯狂突然的袭击，被证明是正当的。他的这一评述必定引起了置疑，或至少引起争论。邓恩撰写并沉思的那个时代，正进行着一场有关红种野蛮人是否有灵魂的学术性争论。
蒙大拿国会议员詹姆斯·卡范奥对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民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除非我所看见的是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
在聆听了科曼契人首领“银胸章”说他自己是善良的印第安人后，谢立丹将军对此做了归纳，他说：“我所见到的善良的印第安人都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而美国英语集合词逐渐无意识地把树立丹的评述简化为一句驰名的警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和拿破仑一样，谢立丹是位非凡的人物——仅五英尺五英寸高。据说，他有一个十分笨重的大脑壳，以至于没有一顶帽子能与它相配。有人断言，纵使像片也难以改变这一事实。他那双乌黑的杏仁眼睛，飘浮在下巴的小胡子使他的模样更像古蒙古皇帝的画像。然而，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他是一个“体格结实的普通爱尔兰人”，如同纽约街头讲演者那样，他在前额梳下一绺头发。历史学者斯蒂芬·安布罗斯把他刻画成一个固执的小矮子，说他“个性强烈，喜慷慨激昂；战争时间，狂热地渴求战斗；性急易怒，善苟评指责他人，但又不大能原谅别人，有暴发性活力，要求他的士兵永远是无所不能的人”。
卡斯特比他高出半个头，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性感的人。与谢立丹不同的是，他很少怀有妒忌之情，要不然的话，他两人必定是很相像的一对了。卡斯特可能是个火爆子脾气，即刻便可爆发，他喜好战斗，易于毫不容情地谴责他人，他只能反而激之，而不能顺而揉之，两个所见略同的人自然能够彼此相互理解了。谢立丹看出了他与这位年轻而鲁莽的骑兵的一种精神共鸣——一个人愿意使军队得以锻炼的话，他会认为，处置这些危险的红种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制服他们！
利特尔·菲尔·谢立丹得到他的上司威廉·特库姆施·谢尔曼的支持。谢尔曼将军本人也是个不畏强暴的人。10月15日，他给谢立丹写信说是该让印第安人自己决定是否要被灭绝的时候了。
作为这个政府的勇敢的人们与战士（这个政府已为和平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在履行一个最令人不愉快的义务，接受由我们的敌人所挑起从而使他们自取灭亡的战争。要是这场战争是以这些印第安人全歼为终结的话，那么也就是他们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充耳不闻，并负隅顽抗的结果。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碍于我们军队备战的工作的事。我也不允许那些用含糊不清的残忍啦，非人道啦的指责，来束缚你们的手脚。我要行使委任于我的根本解决问题的权利，要使这些印第安人，这些我们民族与文明的敌人将不再以任何借口、以他们所选择的理由为辩解，来制造野蛮的战争……你尽可按你的方式干吧，我要尽我的一切权力所在做你的坚强后盾，并顶住那些在你背后干扰你并想阻止你的军队行动的一切尝试！
沙湾事件应当足以使“狂马”或“坐牛”引以为鉴，然而，由于短缺如同谢尔曼、谢立丹与卡斯特这样的职业斗士，或者可能出自全人类的人文主义观念，使得“黑水壶”坚持他的天真幼稚，并继续坚信，红种人与白种人应当以同等的地位分享土地。于是，1868年秋天，利特尔·菲尔在安排结束由科罗拉多说教者开始行动的事件的同时，要求在砂岩总部的“黑水壶”参加同另一位白人首领W·B·黑曾将军的会谈。
一位名叫克拉拉·布莱尼的白人妇女同他的幼子威利被夏安人和阿拉伯霍人捉走，虽然部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被夏安人与阿拉伯霍人抓走，还是被邻近的基瓦奥人逮去，但大体知道他们还活着。这些印第安人提出要用赎金释放她们母子，黑曾将军想通过同他们谈判使她们母子得以释放。而谢立丹则压制这种想法：“在她丈夫与朋友被残杀之后，她自己遭受了也许是所有部落的可怕的兽性般凌辱，而后他们又要求用五匹矮种马的酬金做赎金，这纯属对仁慈的嘲弄。”
布莱尼对局势看法却不同。在第七骑兵团开始袭击的三周前，一个密使带来了克拉拉带给“仁慈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些改动，但每一个陈述似乎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位女子的姓大都拼写为布里尼。没关系！不难理解她万分焦急的心情。
不管您是谁，只要你愿意用几匹矮种马，或任何东西把我们母子从印第安人手中赎回，并允许我在同我的朋友写信联系上之前，能和您呆在一起，我的朋友必定会重谢您的；我会为您做事，并尽我的一切报效您！
要是您住的离这儿不太远，并可抵达该村，而且，您又不害怕来的话，我求您试试吧。
这些印第安人用尽可能让我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期待着要把我赎出的商人到来，并把我卖给这些商人。您能被这个带信人认出吗？能告诉我他们是白种人吗？如果他们是墨西哥人的话，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卖到墨西哥，使我们沦为奴隶的。
要是您不能救助我，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吧，请代我写封信吧！代我给堪萨斯富兰克林镇奥塔瓦的W·T·哈里顿写封信，他是我的父亲。告诉他我们正同奥基瓦人或更安人在一起，他们说，在白人给他们安宁以后，我们即可回家。
请把愿赎我的人告诉我，并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知堪萨斯州长，给他们安宁吧。请把这些告诉州长吧！
我们是10月9号在阿肯色的莱昂堡南部被逮住的。我是克拉拉·布莱尼夫人，我的小儿子威利·布莱尼2岁了。
尽您的一切可能救救我吧，给“和平委员”们写封信，要他们今年秋天停战吧。为了我们的缘故，尽您的一切吧。上帝会为您所做的一切赐福的。
要是您能够让我听到您的答复的话，告诉您的想法吧。给我父亲写信吧！”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再见！
R·T·布莱尼夫N
又及：
我也是一个被期待之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