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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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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0月10日到1867年10月1日，第七骑兵团的500多名成员做出“辞退”的选择，这是说，他们自动脱逃。
1867年夏天，布仑尼兹上尉见证般地从海斯堡给他妻子写信，说卡斯特为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安娜·德罗尔的朋友支了几个舒服的帐篷（安娜是密执安货商的女儿，她喜欢冒险），“修建了凉亭、绿色蔽障、许多凯旅门，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道的设施。他有一间很大的正方形野战医院帐篷，同莱利堡私人祈祷室那样大，可以使这些女子们非常舒适……”布仑尼兹的结束语被哨所传来的一阵枪声打断，14名骑兵开了小差。“所以，他们走了！要是卡斯特将军继续留在指挥位的话，我敢保证，为补充兵团人员，须得进行一次征兵运动”。
卡斯待并没有完全怪罪这些不满的士兵。如当时那样，政府发放的食品成了嘲弄的话题，也成为士兵持续不满的根源。利文沃斯堡的官僚腐败，导致了把蛆蛀了的硬饼干也发来，一些发运到海斯堡的面包甚至是六年前烤制的。至少有一次，明明装运的是石头，发票上开的却是食品。有一次，伊丽莎白陪同丈夫验收食品时发现，那帮家伙聪明的把一块石板夹在装运的成肉中间。局势可能变得更糟，第七兵团的一个成员记述说，他在1890年战场上的配给品竟然是二十七年前生产的陈腐食品，包装日期依旧贴在包装箱上。“硬饼干全长了绿霉，但我们仅仅把它们擦掉……”通常，士兵试着吃时，只得把这些古式硬饼干先泡软，或用油煎后里上红糖。
午餐是辛辛那提鸡（也称之为咸肉），还有咸猪肉（可能蘸醋生吃）和蛋糕，而这最后一道食品则被烤的仅保证不把牙齿崩掉。至于给骑兵提供的咖啡，仅为绿色咖啡豆，而怎样把它们磨制成饮用的咖啡，则无人考虑。通常，十兵们用自己的餐具把它们烤糊，放在岩石或左轮手枪枪托上碾碎，再把碾碎的粉沫倒入盛污浊的河水的罐头盒里。用左轮手枪枪托比用石头更容易把咖啡豆碾碎，但很多军官又把这种做法视为犯罪行为。
卡斯特记述道：“糟糕的给养，自然富有成效地导置了糟糕的健康状况。消沉懒散的生活，导致了焦虑与不满，也出现了坏血病，邻近的兵站还遭到霍乱袭击。逃跑，便成了躲避这些恶魔的最理想的方式。”
他拒绝接受不可吃的食品，并于脆建议军粮库把它们重新包装，退回利到沃斯堡。他组织打猎队，提供新鲜肉食。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提及到坏血病，但记者戴维斯为《哈珀》撰文，说第七兵团的“所有军官，由于遭受坏血病折折磨，掏空钱包从随军小贩或其他人那里购买抗坏血病的食品”。然而，骑兵们还是坚韧不拔地朝太阳落去的西部急驰。按照1867年陆军副官长给第四届议会的汇报，卡斯特第七骑兵军团的开小差的士兵已达百分之五十二。
他的兵团不是唯一兵员逐渐减少的兵团。那一年，美国军队中有14068人退伍，而1868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退伍人员达到70893名。接下来两年，退伍人员再度大增。1867年到1891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兵认定，他们原犯了遭透了的错误。
春天便成为改变职业的理想季节，不但冰化雪消，旅行方便，而且由于横穿大陆的铁路又开始启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所以，逃兵们被公认为雪鸟，因为许多人报名参军都只是为了度过冬天而已。当然，他们总是会被抓获，不但被军方人员抓获，也常常被想要得到30元赏金的市民们逮住。
黑人中开小差的比率很低，对此，历史学家们感到费解，例如，在1867年，部队中有25％的人消隐失踪，而在这些消失的魔术师中，仅有570名黑人。无人知道其原因，除肤色外，人们都忍受着同样劣等食品的折磨，享受着同等的军衔。据认为，他们不大容易从边疆的社会团体中逃脱，因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士兵的军服常常又表明了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但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数“野牛士兵”在点名时，听不见答到。
对逃兵们的惩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异，这要由这一天在职军官和他们的心绪而定。一位在道奇堡附近被市民为获赏金而捕捉到的士兵，宁愿自杀，也不愿听任军官处罚。
原先，在南北战争中，一位逃兵所期待的惩罚是被鞭打，并不光彩地退役。但到1861年，鞭打被减免为人道的惩罚，即在身上纹刺。然而，在兵站在职军官的处理权限内，可以对逃兵像牛那样，打上一个印迹。约翰·雷安中士回忆了这些事件。1909年，他为他的家乡牛顿的马萨诸塞城的《城市叫卖人》撰写道：
几名逃兵侧身躺着，把他们的屁股露出，用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大烙铁，给它们烙上一个“D”①字，打完烙印之后，他们立即由警卫人员集合起来，在驻防地示众。士兵们的宅区在驻房地的两侧，军官的宅区在第三区，军需主任与军队库房则在驻地的另一区。示众包括：在这些逃跑犯的前面有一支双手背后的分遣队，兵站军乐队演奏着《劣种进行曲》！犯人后面是一队手持刺刀的分队，两三个黑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踢他们。他们从禁闭室出发，沿住区的一侧行进，并朝军官住区前边走去。此时，坐在外廊的管区值班指挥官英吉利少校站起来，挥手命令他们停住，他询问，是那位负责人让这样对待这些犯人的。回答说是在执行兵哨指挥官乔尔H·埃利奥特的命令。英吉利少校命令队伍中踢人的人停下来，游行队伍继续往前走着……埃利奥特少校后来由于这次惩罚事件被逮捕，但在后来的远征中，他又复职了。由于他在这次远征中被打死，所以，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惩罚逃兵的事了，之后惩罚逃兵的事由美国科罗拉多第38步兵团B连的加纳中尉负责，并执行打烙印的工作。
①“D”，英文逃跑的第一焦虑字母。
有时，当一名指挥官心血来潮，非得要进行一场处置不可时，为了使新兵断掉逃亡的念头，依旧要进行一些非经官方允许的鞭打。偶尔，也用一些鞭打教训市民。
在塞奇威克堡，一位名叫亨利德里克的先生，在两位士兵的恳求下，愚蠢地买了一酒瓶，从而被抓住送交禁闭室。第二天，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按照当局人身保护法令，把他痛打了一百鞭。在职的中尉虽然愿意欣赏对这名无赖的惩罚，但却采取了绝对精明的为自己开脱做法，他没有下命令，而是让一位中士来处理。这位中士完全领会了在职中尉的意图，他命令亨德里克把衣服脱光，几乎只穿一双鞋，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士兵们如同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似的怒目横视地站在两边，等待下手的命令。他们轮起胳膊“……高高扬起鞭绳，站在右边那个人的嘘嘘的鞭子全落在亨利德里克赤裸的屁股上，他如同中了弹似的痉挛地弹跳着”。血很快从他的身上渗出来，流滴在大腿上，而且，随着每一鞭的起落，血水飞溅在周围人们的身上。打到50来鞭时，这位牺牲者的身体已呈青色，“皮肉被抽的一条条一片片地飞扬起来。”
除了火红的烙印，鞭子抽打，还有另一种替代性惩罚——监禁。而这种监禁常常则是被晃晃悠悠地悬挂在一个无月光的壁龛中，进行思悟。烧红的熟铁块与镣铐，被19世纪的士兵们称为山姆大叔的挂表与表链。不管在何处，熟铁块一般重10～25磅，而镣铐通常约为六英尺长，用一个铁箍扣在脚踝节处。在寂静的草原，当把它箍在犯人脚踝上时，他们惨痛的尖叫声，传到两英里远。偶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铁匠，会用一个软铅铆钉来代替铁铆灯，使得犯人在晚上能把它取下，在天亮检查时，再装上。当然，任何这样做的铁匠，都在冒自己的自由会被剥夺的危险。
要是在职军官心血来潮的话，他可能会把一个人的大拇指悬吊起来，如同卡通运画片那样，只准他脚拇指尖触在土牢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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