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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斗人员数字问题，郎弗罗的三千人可能被争论过。然而，这好似不无理由。预估的沿这条河扎营的印第安人总数是2500名，但结果却成了20000名，这一最终数字是由安森’米尔斯上尉给出的，他同库鲁克在一起服役。战斗结束一年之后，H·L·斯科特中尉参观了这个战场，并数了原先扎棚屋的那些圆圈场地，可当他数到1500个圈子后便放弃了。然而，这些圆圈形场地也可能不精确，因为一些家庭反复搬迁他们的棚屋，很可能会留下两三个圈子。此外，还有数百个简陋的临时住处，它们是些设在灌木丛中的遮蔽住所，在居民离开后不久便被风吹散了。这是青年斗士们的住所，在这个村子的端头，有大量这样的住所。
这些印第安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数字。“苦胆”，“平铁”，“狂马”，“双月”，“飞鹰”等人都曾被询问，可他们给出的数字也不会比白人的精确。此外，他们并没有把数字看做重要的事，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和干以上的数字打过交道。在他们看来，谁要是能数到千以外的数字，那必定是吹牛。
至于士兵人数，一些历史学家、教授，也仅是想知道跟随“晨星之子”进入这个荒凉的死胡同的人数，但大都不能使人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也许是220或250人。戈弗雷负责埋葬人员，他数了212具尸体，但还有几名骑兵失踪了。连同雷奥指挥的部队和后来死去的伤员，总确定的死亡人数是265人。简言之，这些数字和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卡斯特领导的300人不相符合。
公正地说，如果这首诗用200人或250人来描述的话，诗歌不能流畅地涌出，也便失去它原来的表达效果。所以，这个数字夸张，可能是合适的诗行破格表现手法。但是，朗弗罗先生擅自拟定的这些倒运的骑兵们挥刀冒险往前冲杀则是明显的错误。他们处于守势，战斗中死亡的人们无人带战刀。
原曾给他们发了战刀，这一点也不假，它们虽然是十分笨重的装备，但能起到从心理上压服的作用。19世纪的印第安人确实曾经被长长的战刀惊呆了。所以，曾经对它做了争论，要是没有别的什么绝招的话，第七骑兵团应当携带这些战刀，发挥它的效力。不管怎么说，它们被装在木头盒子里，留在粉河补给站了。爱德华·马歇与查尔斯·德鲁迪奥两个中尉是军团中唯一把马刀留在身边的人，但也是以十分不同的理由，而且两人谁也没有和卡斯特在一起。马歇把自己的马刀收藏在辎重车中，驮载队的人们也欣然接受下来，因为，他曾用它砍杀毒蛇。应要求，他大概成了该军团的杀蛇专家了。
德鲁迪奥的长马刀失踪了。从而，这把做为E连的卡洛·卡米留斯·德鲁迪奥中尉财产的马刀，未发挥它的作用。
德鲁迪奥在公职上属E连，该连随同卡斯特，在这个大山沟，或山沟附近被击溃，但德鲁迪奥是幸运的。在这次远征中，他在雷奥的指挥下供职，从而设法避免了把他的名字奉献于这块纪念碑。
要是他确实带了马刀，也没什么特殊理由，仅仅是他自己要这样做。这必定和他的贵族身世有关。他有一些能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轶事，而他自己吹嘘的又是那么多、那么令人含糊不清，使得第七兵团一些刻薄的人们把他叫做“算不出帐来”的人。然而，他是Aouila di Rudio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儿子。沃卡特·坎普在1910年采访他时，他给坎普看了可以追溯到1680年的他的家谱，那是用羊皮记录的，无可非议。他为自己的贵族继承权感到骄傲，他自然认为，符合身份的装饰应当是一把马刀。
如同第七兵团中的极少数人那样，可以说他昔日的生活曾散发着恶臭，1858年1月14日，路易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妻子尤金娜由骑兵中队的龙骑兵护送，来到巴黎剧院。人群鼎沸，剧场中的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威廉·泰勒”前奏曲。突然，三发炮弹袭击了皇家列队仪式，一匹马被炸死，两名枪骑兵也丧命。许多人受伤，包括罗格万特（Rogwet）将军和两名步兵。一片金属片呼啸飞过路易斯·拿破仑的帽子，尤金娜的左眼皮被轻划破了一点。事后，有四个人被逮捕：恐怖分子头目菲利斯·奥里斯尼，盖斯平·皮尔利（Giuseppi Pieri），安东尼奥·古姆兹（Antonio Gomez）和德鲁迪奥。德鲁迪奥声称他是一位葡萄牙啤酒推销员，名叫戴·塞尔瓦（Da Selva）。古姆兹逃脱了惩罚，其余三名则被交托给格卫洛丁（Gaillotin）博士发明的超现实主义刑具。
当时，德鲁迪奥并没有住在巴黎，而是住在伦敦东区，并和一个年仅18岁未受过教育的糖果店售货员结了婚。早在三年前那姑娘就怀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政治改革家们的帮助下，她可能替她的丈夫给尤金娜皇后转交了一封乞求信。虽然，这则故事没有文字记载资料，仅仅是某人以替他辩护的角度，清楚地讲述了这件事。
3月12日下午5点半钟，普鲁柯勒将军收到一份授权证，授权他执行由阿斯伊泽法庭宣布的对共谋犯奥里斯尼与皮尔利的判决。两天之后，判决执行。两名“极其勇敢无畏”的恐怖分子掉了脑袋，德鲁迪奥被缓刑，终身监禁在“魔鬼岛”。1858年秋天，13名罪犯挖空一根圆木藏身，朝英国的古伊安那斯（Guiamas）划去。从古伊安那斯，他借助更常用的法式航行，到了伦敦，找到了贤良的妻子伊丽莎。显然，为再次证明他不改习性，他决定组织一次巡回演讲。可19世纪的英国人比20世纪的美国人更有辨别性，从而未能使德鲁迪奥试图从他的谋杀功勋中察觉出什么好运来。
1864年，他移居美国，在纽约第七十九海兰德尔斯志愿人员部队入伍，当了一名志愿兵，但他渴求的是一个授衔令。为了接受美国第二混血人种骑兵军队中尉的授衔令，他从第79志愿兵团退伍，尽管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白人愿意接受的职位。1866年1日，他退伍了，但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再次作为一名正规军中尉，穿上军装。但三周之后，由于体格检查不合格，也由于作战部队获知了有关他在巴黎的行为，他的这个任命被取消了。
正如许多纳粹分子看出他们的欲望与利益那样，那时，我们的政府很少由于一个人的缺点把人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废物。所以，就在宣布德鲁迪奥不配穿美国军官制服五周之后，该政府又恢复了他的中尉职务。1869年7月14日，他被分配到卡斯特将军的兵团。
无论他是否在小比格奥挥舞过一把战刀，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欢喜这种武器。随同羊皮纸家谱，他也给坎普先生看了一把镶金马刀。这是他的兵团屯扎在堪萨斯时，他的连队成员送给他的礼物。卡斯特曾经为他接受了这件礼物斥责了他，告诉他违反了规章制度，有损于部队的良好纪律，然而也没有命令他把这件礼物退还，所以。德鲁迪奥一直紧紧地握着这把马刀。
据说，他不顾及别人的奚落，好几次在战场上也带着这把马刀。为了沿袭高贵的身份，他甘愿忍受这些议论。这样看来，要是他没有像马歇中尉那样把刀留在装载车上的话，那必定是把它带到这条峡谷里了。在一次采访中，“苦胆”首领也宣称，一名士兵确实带着一把战刀。
这场战斗中，可能有第二把马刀。一个叫“鹰麋”的奥格拉拉人说，还有一名苏人也携带着一把从玫瑰花苞湾战斗中缴获的马刀。所以，这场战斗中最多有两把马刀，但卡斯特的人没有一个挥舞过它。
事情也并不像朗弗罗先生第七节诗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苏人并不是在这天夜晚逃走的。据详细记载，他们毫不惊慌地迅速拆除了自己的棚屋，在天近黄昏时离开这条峡谷。至于朗弗罗先生说的有关“脸上雨”把这位将军的心脏掏出来的话也纯属胡说，纵使数百万美国人一直认为他是这样干了，许多人依旧这么认为。这首诗还有一处错误！最惊人的是，朗弗罗先生指责“脸上雨”成为最著名的印第安人之一，成为与波卡汉特斯，吉罗尼姆，和“坐牛”相提并论的人。他不应当被诋毁。
麦克劳林争辩说，“脸上雨”这个名字是不好用软音苏人音节译为恰当的英语的，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加以翻译。但照字面意议来看，可能还是正确的。有一天，她妈妈做午饭，把他放在棚屋外边，就在这时，“一只能引报雷雨的巨鸟飞落在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