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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帕克很为这种想法吃惊。她的一双眼睛显得那样单纯、奥塞·皮博迪看了很是高兴。他把别人搅得心神不定了。
“如果我有个父亲，我是不会把他打发走的，”艾米·帕克说。“我不懂这种事情，可是弗利兹是个好人。”
“当然，这事由不得我来做决定，”奥塞·皮博迪微笑着说。
“我们谁也无权决定，”艾米·帕克说着赶了赶马。“这得由弗利兹决定。”
可是现在，她似乎对自己的生活把握不住了。
“女人，”欧达乌德太太说，她在兴奋的时候，特别是喝过一杯茶之后，总爱发表一番宏论，“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只是一半。是男人，甚至是我们有些人找的那种男人，才使我们凑成个‘整数’。他们知道我们自认为正确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多少是正确的。如果你不会加减，并且得出正确答案，仅仅知道某件事情对不对是不够的。亲爱的帕克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帕克太太还是不得要领。
“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应该滚蛋，艾米。我们的小伙子肚子上拥着刺刀，无辜的小孩子们也死在这些肮脏的德国人手里。我真想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每天都吐，星期天也不例外。”
“不！”艾米·帕克大声说。
然而，这事情已经非如此不可了。
那是一个下雨天。这个老头——他那张和善的脸现在已经很憔悴了——到院子里去劈几根木头。因为多少干点儿这种活计，就会减轻一点他那种麻木的感觉。孩子们站在蒙蒙细雨之中，叫喊着，推搡着，说着什么秘密消磨时间。无聊和雨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凶残起来。他们真想打碎点儿什么东西。但是他们还没有胆大到砸玻璃，或者拿把斧子去劈房子的地步。因此，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父母亲，碰着胳膊肘子，相互议论起帕克家这个德国人。他们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窃窃私语。
雷和塞尔玛躲开那群孩子，在周围溜达。他们用脚趾踢着泥巴，很觉羞愧。他是个好老头。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爱过他。但是他们憎恶他加诸他们头上的这种侮辱。在这种让人面红耳赤的羞愧之中，他们变得比恨谁都恨他。
那些男孩子们又喊又唱：
德国化弗利兹，
弗利兹德国化，
咱们等着把他瞧，
瞧他怎样把命逃……
然后他们哄堂大笑。
有人开始朝他身上扔一小块一小块的红泥巴，泥巴粘在老头打着补钉的脊背上。
“不让他站下歇歇脚，”
杰克·霍洛维唱道，他特别善于编这种顺口溜。
提着裤子往前跑。
尾巴底下拴鞭炮，
正好炸他进监牢。
那些穿套头衫的小女孩子和膝盖上结着痴、落着疤的男孩子们高兴得失声大叫。后来，艾琳·布莱特笑得直打嗝。她弯下腰，抓起一大把泥，尖叫着朝老头扔去。老头正在放劈柴的小屋里堆放引火用的木头棒子，泥巴正好打在他转过去的脊背正中。
他转过身，脸色像纸一样地苍白。他没有表示反抗，他的身体已经太虚弱了。他蹒跚着朝他那间小棚屋走去，踉踉跄跄的样子现在看起来是那样可笑而又可恨。
有的孩子有点儿忐忑不安了。或者因为和他面对面，有点儿害怕，不吱声了。可是还有几个继续尖叫、有节拍地唱。
总之，这场面真可恨。雷·帕克气喘吁吁，嘴巴因为兴奋或者厌恶大张着。他希望这一切不曾发生，要嘛就更糟糕一些。汗水和兴奋使他浑身放光。他拣起一块石头，把弗利兹的嘴唇打破了。他们听见石头打在他牙齿上的声音，然后血涌出来，顺着他那干干净净的下巴流了下来。雷害怕了，但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解脱。现在他可以去恨这个他曾经爱过的德国老头了。他可以毫无疑虑地站到别的孩子们的中间了。
那老头继续走着，穿过院子，走进他的棚屋。孩子们消失在一片沉寂和蒙蒙细雨之中，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忘记刚才发生过的这件事情。他们在对那个德国老人那张脸的尊敬和对雷的行动——他们也都参加了这种行动——的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的实质之间，徘徊犹豫，无所适从。
等艾米·帕克出来看孩子们为什么吵嚷的时候，屋外已经只有细雨和静默了。她发现德国老头正坐在铺在床上的草袋子上。
“怎么了，弗利兹？”她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被打伤了？”
“没有，”他说。“我已经不疼了。但我必须离开这儿，”他说。“再待在这儿，对我们谁都不好。”
“不，”她说，“你决不能走。”
她站在那儿束手无策，只是来回转着手指上面的戒指，就像一个戴着结婚戒指的小姑娘，摸着它，似乎就能唤来那还没有到达的成熟。
“不，”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一定得走。”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是有一点她明白，那座木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了。
于是，第二天，艾米·帕克赶着车送德国老头弗利兹到班加雷。他穿了身黑西服，这是他比较好的一套衣服，只是薄了一些。他随身带着一口箱子，箱子拦腰捆着一根带子，还有一条粘着细糠的口袋，里面杂七杂八塞着些软乎乎的或者笨重的东西。女人赶着车。但是这次旅行，路成了起主导作用的东西。他们真希望一直走在那条路上，直到路的尽头。而那路确实也因为它的单调和漫长暂时使他们心中依依惜别的痛楚变得麻木起来。
可是，当他们接近城郊，看见到处扔着的罐头盒和拴着吃草的奶山羊的时候，女人觉得受不了了。因为现在很清楚，一切都到头了。
“你想让我把你送到哪儿，弗利兹？”她紧张不安地扭着手里的鞭子问。
“哪儿都行，”老头说。“我现在就可以下。反正都一样。”
“可是总得去个地方呀，”她说，极力控制着她那绝望的声——。
老头没有回答。他坐在车上，用手指抚摸着挂在一根早已失去光泽的表链上的金属牌子，摸着那上面早已辨认不出的字迹。他脸上的表情进人一种热切的、归真反璞的境界，也几乎难以言传。
“这儿就行了，”老头手扶车上的围栏说道。
这时，他们已经进人小镇的中心地带，卷人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他们已经靠近贸易市场了。那些小里小气的黄皮肤的女人们手里提着鸭子。牛犊无可奈何地喘着粗气。一辆大车东倒西歪地向前行驶着，车上装的圆白菜堆得像个没尖儿的金字塔。
“我谢谢你了，”老头对女人说。她简直不敢开口说话。
她眼巴巴地看着他带着他那点行李下了车，站在地上，不由得走过去抓住他的手。
“啊，弗利兹，”她哭着说。那绝望的声音从她嘴里迸出来，就好像一只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的鸟的叫声。
“再见了，斯坦太太，”弗利兹老头说。他抽出那只手，因为除此而外，他还能干什么呢！
然后，他走进一条她不熟悉的小巷，就再也看不见了。
她站在那儿，为那个失去了的世界哭泣。既然她生活的结构已经被动摇，一种巨大的悲哀便向她袭来。这种悲哀就是她和丈夫吻别的时候也不曾体验过。尽管她爱他，丈夫给她精神上的温存、肉体上的满足，她爱他，将永远爱他。可是她因为天一亮就开始的那种满足而爱这个德国老头。清晨，不听使唤的铁桶叮叮恍吮地碰撞着；中午，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树叶挂在树枝上，母鸡在尘土中打瞌睡；傍晚，他那张憔悴的脸就像枯萎了的向日葵。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待在那儿哭，斜倚在马车的车座上，样子十分可笑。头发披散下来，小绿头苍蝇几乎一直爬在她那黑乎乎的脊背上。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们瞧着她心里纳闷，这女人怎么这样激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健壮的一个女人涕泪满面简直让人讨厌。
一个小伙子提着马笼头，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过来。他偷偷地笑着，问道。“怎么了，太太？”
但她还是不停地哭。他有点儿害怕了，意识到，这女人可不是患了什么牙疼病，而是另外一种他不曾经历过的痛苦折磨着她。于是他继续走自己的路，连头也没回。
女人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挽起头发，捏了捏鼻子，回转马头。因为她必须重新把家里这副担子挑起来。
通往杜瑞尔盖的大路上乱扔着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