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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不起来？”帕克太太问。“跪在那儿不舒服吧。”
“好吧，”他说道。
他站了起来，向丛林深处走去，拖着那根黄色的草茎。
邮政局长的丈夫走了之后，帕克太太继续爬那道山坡。如果和别人一块儿走，她也许会对盖奇先生的这种行为提出什么疑问。独自一人在这大热天走路，他会显得像一个孩子，一个动物，甚至是一块石头。不管是哪一样，她都不会避开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她经历过的那些梦幻般的生活片断又浮现在眼前，和那强烈的阳光融合在一起。她抬起头望着太阳。丈夫的脸对她来说经常就是太阳。因为被阳光照花了眼，她没有发觉四周的丛林已经窥见她那赤裸裸的思想。
就这样，她摸着一座篱笆继续向前走。篱笆上面有一张高窜作响的蛇皮。那是有人挂在那儿晾干的。这已经是邮政局的篱笆了，是狂风吹歪了的厕所，还有那窗口。窗口里面露出邮政局长那张脸，她正朝外面张望。
“帕克太太，”盖奇太太喊道。“我说，帕克太太！天热得真厉害呀，没有刮一丝风的意思，也没有下雨的样子。大蓄水池快干了。因为我在尽最大的努力保我的西红柿呢。我真喜欢那些漂亮的西红柿。”
除了邮政局长，谁都不因为炎热的天气那么受罪。从她脸上看得出来，日子简直无法忍受。
“有我们家的信吗，盖奇太太？”帕克太太问道。
“没有，亲爱的，”邮政局长说。“我觉得好像没有。不敢说我能记得清。不过我再查查看。”
她头上那顶帽子从窗口缩回去，发出干棕榈叶子那种窸窸的声音。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她说，“你什么都会漏掉。尤其是这种天气，真能把人热疯了。”
邮政局长十分熟练地解开那捆信上的绳子。她舔了一下黄黄的大拇指。这个动作与其说是办公时习惯性的动作，还不如说是在举行某种仪式，慰藉那谦卑的乞求者。她站在那儿，抽着鼻子嗅那股从后面的圣殿袅袅飘起的熔化了的火漆的味道。这些信件像一摞圣饼一样，举到邮政局长眼睛的高度，似乎没有一封信可能真的属于某个人的。那里面也确实有不少无主的信件。但是艾米·帕克继续参加这一仪式。因为这些邮件是从山顶上来的。有时候会有一本目录册，那里面有图画。有一回，菲宾斯姨妈还来过一封信。是一位会写字的太太按照她的口授写的。信里谈了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没有，亲爱的，”盖奇太太说，“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这大热天人们是不会写信的。不过北边海岸倒是下了一场暴雨。有个年轻小伙子在马背上就让雷给劈了。是铁马镫招来的闪电。人们说他还有个小孩，才六个月。他是个伐木工。你听明白了吗？”
“我怎么能明自哪，盖奇太太！”帕克太太说。这会儿她显得很强硬。
她很体面地走开了。
但是那位皮肤黄黄的邮政局长又从那窗口探出头来，连帽子也碰歪了。她那张因为刚才谈到雷电以及正在向她逼近的寂寞而现出皱纹的脸，充满了渴望。
“但是，你得承认，下场雨对有些人还是件好事，”她喊道。“蓄水池已经快干了。人们说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要刮一场猛烈的南风。不过没有雨。”
她在她自个儿这番话所扇起的“风”中抓着帽子。这个充满了渴望的女人是自作自受了。啊，让雷击我吧！她真想这样说。把我变成火，变成光。然而，雷电毕竟是一样可怕的东西。于是她又把脑袋缩回去，重新戴好帽子。帽子像她的棕色袖套一样沙沙地响着。
帕克太太走了，似乎那恶劣的天气与她无关。就为了这个原因，有些人不喜欢帕克夫妇。然而，雷电却是牵涉个人的事情。她想起他们自己那怀着一种柔情的雷电，想起他们怎样既没有被那电火触及，同时却又相互洞察了一切。
现在她加快了脚步。她想赶快回家。她想告诉丈夫各式各样简单的事情，即使他不听也还是要说。邮政局长的话早已抛到脑后。她已经走到这条路的这一段：每逢走到这儿，她总要体味一下那种生怕自己失去归属的焦虑。杂货铺门廊前面那一张张脸，看起来就好像先前什么时候贴在那儿似的，此刻正保持着他们永远不变的姿势，凝视着她，激她走过去。
杂货铺外面还停着一辆轻便马车。这辆车和周围的景色并不协调。它明晃晃的，油光锃亮，一尘不染。那匹马也几乎没有一点汗星儿，摇着脑袋，驱赶它那张黑脸上的苍蝇。它每摇晃一下，都要丁丁当当地响上一阵，闪闪发光，让人眼花缭乱，似乎还有点儿挑战的味道。总而言之，这马、这车都摆出一种国空一切的架势，使帕克太太自惭形秽。因此，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她下决心不去瞅它一眼。她觉得她那笨拙的、呆板的动作暴露在了尘土飞扬的旷野。
她开始意识到，这是阿姆斯特朗家的马车。小阿姆斯特朗有时候赶着它出门。现在，他不在车上。也许是到杂货铺买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去了。因为重要的商品都是从悉尼直接运回到他们那所砖房子里面的。那匹马等待着，它那形状好看的蹄子刨着地，把车搞得吱吱嘎嘎直响。车里坐着两个年轻的妇人。
艾米·帕克羞怯地从那棵树旁边走过。虽然没有看见但也知道，随着马车晃荡的那两个女人，正开心地笑着，吃着糖果，还把那层包糖的锡纸扔在大路上。她们似乎没有别的消遣了。因为再没有什么人能这么漫不经心的了。她们属于那辆马车。她们俩有一个打着阳伞，那伞懒懒地晃动着，把她们的皮肤映得斑斑驳驳。
当她从那株柳树的浓荫下面走过去的时候，马车上传过来的任何话都不会被这位徒步行走的女人所领悟。她不能看一看她们的面孔，因为她对自己那张脸颇为不满。这张脸现在变成了灰砖的颜色，还有一层细汗毛。她戴着一顶曾经自以为漂亮的草帽，上面还插了一束鲜亮的樱桃花。但是现在，她把脑袋扭了过去，好把她那顶便宜的、皱巴巴的草帽上那束土里土气的樱桃花遮掩住。
这当儿，那辆马车的挽具一直残酷地丁丁当当地响着。就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谈话声，尽管听不清楚，但似乎与个人有关。那两位年轻的小姐笑着，转动着她们那把伞，把包糖的锡纸扔到路上。
杂货铺门廊下有几个人赞扬着那辆富人的马车，同时表示一种愤懑。还对那两位姑娘做些不正经的评论。帕克太太走过来的时候，老皮博迪先生说了句什么，就好像他觉得非说点儿什么不可。但是在这种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感到忧伤的场合，她没听清楚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阳伞下面，一根蓝色的缎带在飘拂。小阿姆斯特朗跟她撞了个满怀。这位年轻人还是个手腕子挺长的男孩时，她就认识他。现在他已经是个嘴唇挺厚的男子汉了。
“站稳了，”他边说边抓住她的胳膊肘，让她站稳，从嗓子眼里沙哑地笑着。
他向后退了几步，打量着她。现在他总是这样看女人，瞅她们的胸脯。不过那是一种还说得过去的、有的人还会喜欢的目光。他还瞅着她那张发烫的脸。但是那险并不为他所动。店铺里吹出一股穿堂风，把她的裙子吹得夹在两腿中间。她的腿很粗，甚至可以说很丑。
“帕克太太，”他说道，终于认出眼前这个女人。“对不起，”他笑着说，“可真玄呀。”
大概是因为想起他小时候那手腕子长长的样子，他的脸红了一下。他穿着一条很漂亮的裤子，走下台阶，向车上那两个姑娘跑去。她们是从悉尼回来的，让他挑选的。
“有的人总能不失时机，”丹依尔先生说。他的表链划破了淡淡的阴郁。
“啊，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帕克太太说。她伸出一双滚烫的手，匆匆忙忙地把几盒淀粉摞起来。
她开始想起自己是为啥来这儿的了，于是几乎是凶狠地说出她要买的那几样无关紧要的东西，就好像必须赋予它们更深刻的意义似的。但是大麦粒既无光泽，又尽是人工雕琢的痕迹，落到店老板的秤上。她拿起那几包普普通通但散发着清爽的气味的东西，付了钱，走了出来。
那辆马车当然已经走了。但是周围的气氛仍然骚动不安。有的男人摘掉了帽子，另外一些人戴上自己的帽子。有的人动来动去，在讲马的故事。大多数人仍然想着那两个年轻女人的脖子，若有所思地对她们那白嫩的皮肤所显示出来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