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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有关人员时写道：
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
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作者所记的虽然只是毛泽东和唐闻生的几句玩笑话，但却既表现了毛当时的
兴奋心情，也显示出毛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种亲密、融洽关系，是有助于刻
划人物性格的必要之笔。
接着，作者记述了毛泽东的大段谈话：先是自嘲“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
还有那末多的“迷信”，接着，回忆1950年“花果山时代”伍修权去联合国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情景，指示此次去联合国，“要算帐”，要点美国
和日本的名。谈着谈着，毛泽东的思想忽然像不羁之马似的奔驰起来。从做
文章要像西晋“三军总司令”杜预所说的那样“势如破竹”，谈到三国时的
曹、刘战事，由此叉到谭鑫培、谭富英演出的京剧《定军山》，又突然转辔
回到曹营，赞扬曹操的思想：“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至此，
毛泽东才回到本题，指示说：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
就是“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
这是一段典型的毛泽东的谈话，古往今来，绝无第二人。
李锐《“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二次上书》一文记毛泽东1958年上
海会议中的一次谈话也很精彩。毛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二部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
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
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
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个人算是好人，
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
是插野鸡毛的。
这里的语言也典型地体现出毛泽东的风格，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又生动、
风趣，高度口语化。“前面乌龟爬上路”，“插野鸡毛的”云云，将民间俗
语运用得极为圆熟、自然，不禁令人叫绝。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这
样运用。几十年之后读了，仍然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有两种生动。一种是历史学的生动。它依赖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生动成
分，例如人物的性格、行为及其方式、音容笑貌、语言、对话、环境、细节
等。历史家只是选取并忠实地记述一切。它不能背离、损害历史的真实，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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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能虚构一个细节。另一种是艺术的生动。它以生活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可以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充分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展开文学家想像的广阔翅
膀。显然，上引各文、各例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生动”。它们没有任何虚构
的成分，一丝一毫都不损害历史科学所要求的真实性，但是，却形象鲜明、
性格丰满，叙事有致，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完全符合文学的要求。
近来，学术界正在讨论“纪实作品”，我以为，如果要寻找比较理想的
范例，上述各文可以入选。
文学要求美文，历史学同样要求美文。愿继胡绳等文之后，历史家有更
多的美文问世；愿历史学家或历史当事人在命笔或敲键为文之际，能多想一
想，如何使文章生动一点，“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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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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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掌故》序
我常想，散文有小品，戏剧有小品，史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小品？散文小
品，例如鲁迅的杂文，可以进入最辉煌的艺术殿堂，史学小品就一定只能排
斥于科学之宫的门外？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作用。崇楼杰阁，固然巍峨壮丽；一亭一台，
亦复自有其风流。史学需要万字、数万字、数十万字以至数百万字的宏篇巨
制，但是，如果有一种体裁，能够在不长的篇幅内提出并解决一个问题，说
明一个观点，提供一点有益的知识或启示，而读者读起来又有点兴味，不也
有其存在的价值吗？中国诗歌能在几十个字之内创造出探之愈深，引之弥永
的意境；中国绘画能在尺幅之内见万里之遥；史学小品也完全可以小中见大，
写出论证严谨、思想深刻而又清新可读的篇章来。
我曾经谈到过：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
的历史经验，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
分析齐、楚、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
文五百四十余字。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
对一向以“得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
问》第十诠释《元史》中的“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
期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
论》是有名的史论集，其中的篇章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古人
能做到的，何以今人就做不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恐怕写短文尤有其必要。
感谢《团结报》慨允开辟《民国史谈》专栏，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试验园
地。三年多来，我们在这块园地上共发表了三百余篇文章，现从其中选出一
百余篇，编为《民国掌故》一书，奉献给读者。
当《民国史谈》开创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开场白》，中云：
民国史正在成为热门学问，研究室、研究会一类的机构陆续建立，专业杂志、丛书、专著、
资料、多卷本的煌煌巨著正在不断出现。本报不揣谫陋，也想凑凑热闹，因有《民国史谈》专
栏之设。凡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物、党派、团体、社会、民族、风
俗诸项目，均可入“谈”。每篇字数希望在一两千字之间，或介绍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或
阐述新见解，体裁、风格不拘，叙事、议论、考证均可。总之，不炒冷饭，唯陈言之务去，要
求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娓娓谈来，专家、学者不厌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可以收长知识、
明往昔、助研究、怡神志之效。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本报同人尚无把握，只能悬鹄自励，
做起来看。
现在，我们原定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只好请读者评判了。
承各位作者惠赐鸿文，原《团结报》总编辑王琦、专刊部主任全灵、编
辑刘晓林诸同志大力支持，1990年我访美之际，朱宗震同志代我主持编务达
半年之久，现又承中国青年出版社支持本书的出版，谨志谢忱。
199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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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史长编》序
有人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比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难。
我有同感。
研究古典作家，资料比较好找，其数量也有限；研究近代作家呢？找起
资料来可就不容易了。不少作家没有编过集子，也没有一篇较为完整的传记。
他们的作品与生平资料分散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有的还以手稿形式珍藏在
某个图书馆或私人的书箱里。这些报刊、杂志不仅数量大，而且又大都残缺
不全。这里有一部分，那里有一部分，你要想找全看齐，就得奔走于许多城
市、许多图书馆之间；而且，它们又大都是“新善本”，或封存，或借阅有
种种严格限制。你要想看到某一种资料，有时真得花点力气。就拿南社的机
关刊物《南社丛刻》第1—22集来说吧。现在全国保存完整的大概只有一二
套。再拿南社的三个发起人来说吧。《柳亚子文集》的出版是1983年以来的
事，至今还未出全。陈去病的《浩歌堂诗钞》、高旭的《天梅遗集》虽然不
完整，编得也不理想，但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