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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日本的社会党发生分裂，一派激烈，一派温和。自然，作为“激烈派第一
人”的刘师培便成了日本社会党“激烈派”的朋友，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那时，孙中山正在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刘师培认为其革命性太
差，不能从根本上拯救百姓。于是，他便邀约了几个人，组织“社会主义讲
习会”，作演讲，搞翻译，办报刊，提倡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
主义”。这样，刘师培就成了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红”极一时的“共产”
迷。
那时，刘师培写了许多鼓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
篇写于1908年，题为《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引证大量古书，说明中国古
代早就实行过“共产”制。例证之一是《礼记·祭法》篇中“黄帝明民共财”
一语，刘师培认为：“共财”即“共产”。其二是东汉班固等人所编《白虎
通》书中的一段话：“古者所以有宗者，所以长和睦也，通其有无，以财理
族。”刘师培以此证明：“古代一族之财，为一族所共有”，可以称为“宗
族共产制”。其三是 《汉书·食货志》对古代井田制的描绘：“井方一里，
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力役生产，可得而平。”刘师培赞美这一制度，“同
力合作，计亩均受，于均财之中寓共财之义”，是所谓“乡里共产制”。
因此，刘师培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中国实行共产远较欧美
容易，其方法是：
于一乡一邑之中，将田主所有之田，官吏所有之产（如仓库），富商所管之财（每乡富民
均有蓄藏，又典当各业多为富民所开设），均取共有，以为共产之滥觞。若各境之民互相效法，
则此制可立即施行。
这就是说，只要改变生产资料 （土地）的所有关系、财富的所有关系和分配
关系，“均取共有”，就“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了。至于生产力，那可以在
建立了共产制之后再发展。他说：
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质悉供全社会人民之使用，则
争侵不起，而共产制度亦可永远保存。
刘师培毕竟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在1907年，他就在他主持的
刊物上译介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因此，他懂得生产力这一概念，
但是，他以为那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可以先实行“共产”制，然
后再“图生产力之发达”。他完全不懂得，生产关系一定要和生产力相适应，
生产关系超前了，其结果将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以至摧毁生产力。
刘师培甚至认为，闹起水灾来，就可以在中国立即建立“共产主义”。
1908年，广东大水，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论水灾即系共产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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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现象》，一篇题为 《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刘师培称：水灾一来，
田地也没了，房产也没了，金银珠宝也没了，大家只能一起相率逃难，其结
果必然是，到处被逐，叩头哀求而难得一饱。于是，他号召饥民起来“革命”。
文章说：
这种做饥民的，既然到这个地步，一定是要起来革命了，但革命的方法，一定是要依共产
无政府的方法的。到一处杀一处的官，并把那钱粮仓库取出来，大家使用，这就是反抗政府了。
遇着有钱的人家，或是开当典、开大店，窃藏粮食不肯出卖的，都把他抢空，大家用着度命，
这就是反抗财主了。
至此，文章进一步点拨说：
我现在奉告饥民的话，就是教他杀官、抢富户。这两件事做到尽头，就可以做成共产无政
府了。
你看，何等便捷！何等快当！中国古代有所谓立地成佛法，说的是一个人只
要念头一变，就可以立即进入佛家的最高境界；到了刘师培这里，又找到了
立地建成“共产主义”的窍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喜欢追求的“速成”法，
盖亦古已有之。
据刘师培叙述，这种“水灾共产主义”的境界是：“大家一起盖茅蓬”，
“要饭也要大家一起要”，“得了银钱，也要大家一起用。得了粮食，也要
大家一起煮，一起吃。”可见，是一种“贫穷共产主义”。建成这种“共产
主义”快则快矣，当然谁也不想领教。它对人们有什么吸引力呢？我想不会
有。
刘师培的“水灾共产主义”提出于本世纪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视作一
种笑谈。但是，它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在近代中国，无视生
产力的发展状况，以为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只要变革生产关
系和分配关系，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想法，并不是个别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人们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认识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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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应管得太多
——辛亥前后社会主义论战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即传入中国。当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
一部分会员向往社会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社会国家”。但是，梁启超等
人则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争辩。它是近代中
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等人有许多错误观点，但是，也有若干相当警辟
的思想，例如 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一文中说：
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
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
梁启超所说的情况，使我们想起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想起了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那时，不是想把什么都管起来吗？
衣惟列宁装、毛式中山装；食惟食堂，粮油菜肉，或统购统销，或凭票供应；
住惟福利分房；至于职业，国家统一分配，哪有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可言！
梁启超反对国家管得过多，他说：“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
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
以持久而无弊乎？”
梁启超毕竟有他的高明之处，他想得很深入。国家管得过多，必然管不
好，也管不了。以食为例，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是管起来了，但是，只能
啃窝头，吃红薯，最后，窝头、红薯也管不起了，只好供应稀粥——可以照
见人影的“稀粥”；又后来，连“稀粥”也供应不起，只好什么也不供应。
以住为例，国家实行福利分房，结果，无房户、缺房户越来越多。
按照旧的社会主义概念，国家不仅全面管生产，而且要全面管分配。对
此，金天羽于1912年在《社会主义之商榷》一文中责问说：
然而所谓分配之者，顾谁为分配乎？非小己之享特权者乎？国家之权干涉将无限域而至于
筐箧，试问专制君主曾有是乎？
上引梁启超文提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就会发生“滥用职权，专制以为
民病”的情况，而金天羽则进一步提出，如果国家的权力没有“限域”，那
末，这种“专制”就可能超越封建君主制。
梁启超、金天羽反对社会主义，自无足取，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
不应管得太多，否则，将易于滋生专制主义，却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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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遗产
孙中山一生留下了许多伟大的思想遗产，“振兴中华”是其中之一，“天
下为公”也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一生曾多次题写过“天下为公”。根据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第
一次是在1912年7月，为上海《天铎报》题词。以后，题写的次数逐渐增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21年5月1日为《新青年》劳动号，1923年1月，为
蒋介石。1993年11月，笔者访问韩国，发现孙中山还曾为朝鲜人创办的《东
亚日报》题写过这几个字。
孙中山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也曾多次引用过“天下为公”。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