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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
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
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
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
制裁。（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这三条，证以《邵元冲日
记》，当是事实，根据邵氏所记，汪精卫声称：
（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
秀，使其制止；
（二）武汉此时如有关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
（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云云。
邵元冲的这一部分日记为事后追记，所以连开会日期都误记为4月4日了。
但是，他是会谈的参加者，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
汪精卫既主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同时又
提出“暂时应急之法”，是否不可理解呢？并不。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分
析，第一，汪精卫一回到上海，就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他们
在汪面前说了许多共产党的“坏话”，制造了不少诸如“共产党破坏国民党”、
“亟谋破毁租界”一类的谣言。第二，汪当时虽是著名的左派，但他对共产
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并不满意。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
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
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
责。”这就是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态度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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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对付退守
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4月底决定发行国库券3000
万元，以江海关所收二·五附加税作抵，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其中，
有一段逼勒中国银行的经过，颇为曲折生动。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总行设于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行，
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注目于该行。4月30日，蒋介
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及交通两行先行垫款100万，
于当日运往南京，并派代表坐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
30万，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钱新之言语冲突。这使蒋介石的表亲、派到上海的
财政专员俞飞鹏大为恼火。5月1日，俞致电蒋介石云：“查中行从前借与
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
不可问，恳请总座定严厉对付之法。”3日，再电蒋介石，提出步骤三项，
准备置中国银行于死地：1。由蒋介石出面电令宋汉章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
2。如不履行，即通缉宋汉章；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
银行。对此，蒋介石当然言听计从，当日即致电宋汉章，限两天内预购国库
券1000万元，转解南京。电报威胁说：“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
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电
报并称，已派张静江、俞飞鹏二人到沪提解。张静江认为一时还不具备没收
中国银行的条件，因此出面转圜，要求中国银行垫借400万。
当时，中国银行的决策人是在上海的副总裁张嘉璈。这是个长袖善舞、
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很快得知蒋介石将对中国银行下毒手，决定接受张静江
的要求。5月5日，张嘉璈访问张静江，表示“兹事总须解决”，“但四百
万之数恐难如期”。张静江则称：“因对于武汉、长江拟一鼓扑灭，同时对
于江北亦须解决，故亟须此数。”当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会议，决定
要中国银行先行筹垫200万，余200万，15日以前交清。张嘉璈无奈，只好
先交付200万，余款要求延期，由南京、浙江分行共同垫借。蒋介石仍不满
意，力谋进一步逼榨。19日，以“该行毫无诚意”为理由，命令中国银行于
两天内缴足400万元，如仅补缴200万，不予收受。这样，中国银行的垫款
总数就增加到了600万。20日，蒋介石再电俞飞鹏，认为“此等商人毫无信
义可言，何必客气”，命令中国银行补足1000万元，限5月23日以前缴清。
这种不断增长的粗暴逼榨连俞飞鹏也感到为难。21日，俞致函江苏兼上海财
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表示“深恐枝节横生，愈难收拾”，要求他“立定具
体办法”，于本日5时以前复知，必须转报蒋介石。陈光甫不敢怠慢，即约
集财政委员顾馨一、秦润卿二人共同对宋汉章施加压力，宋担心蒋介石会提
出更加难以应付的要求，不得不表示，愿意“合作到底”，除前缴200万外，
再垫缴200万，其余600万，声称将代为劝销国库券，短期内如数缴清，宋
并恳求说：“中行目下已极疲惫”，以后对于垫款等事，请蒋介石“鉴原”。
陈光甫对宋汉章的态度表示满意，于24日致电蒋介石报告。
至此，中国银行已经为蒋介石垫付了400万元军费。这个数字本不算很
小，但仍然难以填平蒋介石的欲壑。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在4月份以命令提用
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几百万现金，蒋介石便于5月25日致电陈光甫、俞飞
鹏、张静江等人，指责中国银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电称：“至今汉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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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概不通用，而且尚能支持者，全赖中国行币；而我政府竭蹶如是，乃反吝
惜至斯。虽其心可谅，如照法律而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
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为祷。”
蒋介石惯于使用政治帽子压人，“阻碍革命，有意附逆”八个字完全可以作
为没收中国银行的理由。在此情况下，张嘉璈不得不央请钱新之、黄郛等人
出面调停，张表示：“若能有一彻底合作办法，虽多垫若干未为不可。”黄
郛当即亲赴前线，劝蒋介石“不可逼中行太甚”。30日，张嘉璈又致函张群，
请他在蒋介石面前疏通。与此同时，陈光甫也致函蒋介石，劝他不要“操之
过急”。函称：“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
前途影响极大。”又称：“处置中行于其本身上所受之损失固大，惟于社会
金融及政府前途上影响尤巨。”随后，他又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
蒋介石是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才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的，
今后，他也仍将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陈光甫的话不能不考
虑。6月7日，蒋介石复函陈光甫，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关于中国银行事，
则声称：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但蒋介石要钱心切，只作了一个小小的让
步：期限可以延长，数字不能减少，目前先交200万元，7月10日、8月10
日左右，分别再交200万元。张静江并称，这是“最后办法”。6月9日，
张嘉璈通知俞飞鹏等人，决定接受张静江的“最后办法”。10日，中国银行
按“办法”支付200万元，作为第一期垫款。当日，张嘉璈在日记中痛苦地
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
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耶？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
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四·一二”政变前，江浙金融资产阶
级出于对共产党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因此，慷慨解囊，支持蒋介石，
他们当然想不到，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银行接受了“最后办法”，总计已垫款600万元，余下的400万元
蒋介石只要坐等就可以了。然而并不。7月4日，蒋介石因上海特别市政府
成立之机到沪，要求提前支用余款。张嘉璈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照付。
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是告一段落。
张嘉璈在这一年6月14日丧父，7月7日，蒋介石以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