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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而且那样的工作会提高你们成功的概率”。
哈佛大学第359届毕业典礼在一个阴凉的星期四（5月27日）开始了。
在5月25日，校长最后一次对本科毕业生说“体己话”，这次讲话叫Baccalaureate Address，是告别讲演。接下来的一天叫class day，由毕业生自己安排聚会，没有mencement 那么正式。毕业生组织起来，邀请自己喜欢的主讲人。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资深国际报导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
以前Class Day的主讲人包括美国前总统、美联储主席、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喜剧演员、艺术家、体育明星和慈善家。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报导战争冲突、自然灾害的前线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她在发展中国家做国际报道27年后，即将成为ABC电台每周日“这个星期”节目（This Week）的主持人。她说，虽然新闻媒体普遍面临经济困境，但对高质量、专业新闻报导的需求有增无减；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依靠的是一种“公共信任”（public trust）。
她敦促哈佛毕业生在进入工作市场之前，拿起护照，用一年的时间到世界各地旅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旅行。她说，你们会亲眼目睹这个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你们会发现有无数人在期待有能量的理想主义者帮助他们建立小企业，管理小学校，走进教室教导学生等等。这些经历会改你的生活，把你的未来放在一个坚实的路径上。
她回顾了1947年美国外交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宣布的著名“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美国政府通过这个计划对“二战”后的欧洲给予大量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在废墟中重建家园。Amanpour说，美国今天的挑战与当时类似。稳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和海地对美国的和平安全都至关重要。除了美国输送的军队和钱财，这些地方还需要今天毕业的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才干，真正能够带动这些地方发展的人。
Amanpour鼓励学生敢于冒险，从事那些能够激发你们热情的工作，因为那样的工作才会让你们自发地努力工作，而且持之以恒；而且那样的工作会提高你们成功的概率。她说，有理想、有目标、完全掌握技能、游刃有余地工作就是她每天生活的动力和热情的源泉。她真诚地希望所有毕业生都能找到激发他们热情、值得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工作。■
九十八 第359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下）
嘉宾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退休的大法官大卫·苏特尔。他说，宪法中体现了多种不同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相互对立的。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这些我们都要的好的价值中取舍。
哈佛大学第359届毕业典礼在一个阴凉的星期四（5月27日）开始了。
今年的毕业典礼（mencement）演讲嘉宾是大卫·苏特尔（David H。 Souter），刚于2009年退休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大卫·苏特尔生于193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1961年从哈佛大学获学士文凭，196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做了两年律师之后，他成为马州北部New Hampshire州州政府司法部副部长、部长，然后成为州里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2009年退休。据哈佛校报报道，在华盛顿工作期间，苏特尔仍然抽时间回到他在New Hampshire的偏僻农舍（farmhouse）；他喜欢独自在周围山林里步行，在安静的环境里读书；他不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喜欢在自己房间长时间研究要审理的每一庄案件。
校长福斯特说，苏特尔奉献投入的工作精神和谦虚幽默的生活态度值得任何年轻人学习；在法庭上，他对律师彬彬有礼但紧追不舍的审问影响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大案要案的审理结果；苏特尔始终注重细节，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做独立公正的判断，而且真正关心法院判决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福斯特赞扬他不仅是一个好法官，也是一个好人。虽然苏特尔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当2009年他宣布即将退休时，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称赞他身体力行，向世人说明了什么叫做“秉公职守，做独立判断的大法官”。
听政治家讲演会觉得情绪激昂，例如前总统克林顿在三年前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听小说家讲演会觉得感人肺腑，例如《哈里·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详见《哈佛笔记》第28节）；听经济学家讲演会觉得世界变幻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例如美联储伯南克在去年的主旨讲演（详见《哈佛笔记》第27节）；听法官讲演会觉得清醒理智、逻辑缜密、思想深远，感叹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
在最高法院工作19年之后，苏特尔对法官如何运用宪法断案有深切感受。他说，“就讲讲这些感受吧，毕竟我是因为做法官多年而被邀请的。” 这次讲演的背景是，国会即将审批奥巴马总统为接替苏特尔退休的提名——司法部总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副部长级，司法部第三号人物，代表政府打官司的人）、前哈佛法学院院长Elena Kagan。在国会审批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批评最高法院的声音，其中最强烈的是指责最高法院杜撰法律；过分强调公民自由权等。苏特尔说，虽然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批评，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仔细考虑这种批评从何而来。
在大家的印象中，宪法是被这样运用的：政府或个人引用宪法中的条例，并举证说明他的（它的）的权利被破坏了，应该享有补偿；法官根据事实判断到底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如果真是这样，用宪法断案的过程就非常直截了当 － 公正地阅读宪法和客观地看待事实。苏特尔把这个简单过程称为“the fair reading model”。他说，虽然这是可能的，但很少发生在最高法院。如果一个21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成为参议院的议员；即使他被选民选上了也不行，因为宪法要求议员必须年满30岁，就这么简单。到了最高法院的案子一般都是争议非凡的案子，而且在媒体的暴光下对全国影响深远，简单的断案模型远远不能真正描绘断案的过程。
运用宪法非常复杂。原因之一是宪法的语言模糊不清。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宪法才持久耐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法律面前人人（也包括人与政府之间的）平等（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人有拒绝不合理搜查的自由（freedom from unreasonable searches）等等。这些语言没有限制议员年龄下限那么清晰明确，需要复杂的推理才能确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运用宪法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宪法中体现了多种不同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相互对立的。例如，我们要自由，也要秩序与安全；我们要自由，也要平等。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这些我们都要的好的价值中取舍。
苏特尔试举两例说明其中的复杂性。一个是1971年6月的著名案例，叫“国防部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从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得到了被列为“机密级别”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文件（classified documents）。两份报纸准备报导其部分内容，政府在几天之内从地方法院上告到最高法院，要求阻止报导。代表政府的律师是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21年的格力斯务德（Irwin Griswold），他当时任司法部总检察长，代表政府打官司。断案的大法官是被称为“有精湛法学思想”的布莱克（Justice Black）。
辩论的中心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国会不能制定任何限制自由言论和出版权利的法律……”（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从这句话的表面意思看起来与“议员必须年满30岁”一样清晰，完全限制政府侵犯他人言论和出版的权利，没有特例，非常绝对。大法官布莱克承认自己就是按照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做判断的。
但格力斯务德律师辩解，第一修正案不是宪法的全部。当出版的内容伤害到美国国防安全的时候，美国政府限制出版是符合宪法的，因为宪法付予了政府保障国家安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