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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州政府为维持日常运作（operating costs，例如公务员薪水等）的固定花销而借贷。这使得州政府的债券在资本市场比较受欢迎，州政府可以以低成本（低利率）融资。
费尔德斯坦也注意到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州政府之间的不同。欧盟毕竟没有中央政府，成员国还需要按照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情况采取逆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也有各自国防的需求，所以在制定类似美国州政府法律的时候，要留有余地和适当的灵活性。例如，当成员国的GDP呈现负增长的时候，允许财政赤字的程度应适当放宽。如果欧盟各成员国有这样的法律，那么这些主权国家的国债在资本市场就会受到青睐；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融资。欧洲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措施鼓励成员国制定这样的法律，例如，只接受在宪法中有赤字上限的国家的债券为抵押。
是否应该保卫欧元？
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已经显著贬值。5月17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创近四年的新低，1欧元兑换1。216美元。欧元的命运前途未扑。5月6日，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希腊有四条出路：1）希腊员工接受降低工资、勒紧裤带生活、降低生产成本的现实，直到希腊的产品和服务便宜到再次吸引投资，增加工作的时候，情形才能转危为安。2）欧洲中央银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购买大量政府债券，接受通胀的后果，以缓解经济紧缩的痛苦。3）加强欧洲财政联盟，使柏林成为欧盟的华盛顿，对陷入危机的国家给予财政支持，缓解欧元地区中受债务拖累的国家紧缩财政的困难。这三种选择从政治层面说，都是困难重重。如果不能兑现，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希腊脱离欧元。这似乎不可想象，但是如果欧洲领导人仍然不能坚决果断，重磅出击，那么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就如同2001年阿根廷不得不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一样，一直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不但变得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保卫欧元是政治决心和经济现实相互较量的过程。欧元区的建立首先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政治决策。1979年成立欧洲货币系统（European Monetary System），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都是政府间协商的结果。没有政府的决心与努力，就不会有1979年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的诞生，更不会有1999年欧元的启动和2002年的欧元全面进入流通领域。当然，这中间也有经济因素。欧元取代16个国家的货币，从理论上说，减少了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这种好处在实践中有多大，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
拥有共同货币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区各经济体差别很大，没有一种利率适合所有国家，需要各自实行符合自身经济状况的利率。欧元区只有一个欧洲央行决定货币政策，各国无法再将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一般来说，决策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时，能真正考虑的只是最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即德国和法国。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德、法完全一致，那也没有问题。但如果不同步，宏观调控就有问题。现在欧元区成员国不仅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连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这时显示出保留自己货币的优越性了。 牺牲各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是统一货币的最大成本。如果同一利率不适用于所有国家，那么欧元区并非是“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
货币联盟有这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希腊还在2001年加入欧元呢？除了有加入欧洲发达国家经贸组织的荣耀以外，还有一个实际好处：以欧元记价的希腊政府国债利率在2001年后显著降低，并持续了好几年。希腊10年国债利率有时比德国国债利率高出不到30个基点（basis points）。欧元提供了一个“隐性保护伞”（presumed implicit guarantee），希腊政府可以以低成本借贷。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希腊政府在花销上大手大脚，而这个隐性保护伞就是德国、法国等主要欧盟国家的信誉。
最佳货币区域（Optimal Currency Area）是否需要政治统一，即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有权力和能力在区域之间转移财政支付（transfer payment）？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对这个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他说，19世纪的美国有统一货币，当时的联邦政府非常小，几乎没有转移支付的功能，但统一货币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当时的劳动力市场没有现在的“刚性”（例如保护劳工权益等法规），工资自动调整，非常灵活。虽然勒紧裤带生活、让工资和价格调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相对于脱离欧元可能比较容易。曼昆承认，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可以跨州选择居住地，没有任何障碍；而希腊劳动力几乎可以肯定不能随意在欧盟国家移民，因为他们不说德语或法语；语言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如果工资和劳动力市场都不能灵活调整，那么欧元的生命就接近尾声了。
希腊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及其深层意义
希腊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有多种。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金融机构持有“有毒资产”的数量。根据美联储Governor Daniel Tarullo 5月20日在众议院听证会的证词，美国10大银行持有6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占他们“第一层资产”（Tier 1 Capital）的9％。但如果欧洲主权债务进一步恶化，这些银行以及其他持有有毒资产的各种基金都会损失更大。其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起利率普遍升高，流动性减少，美国也不能置之度外，有可能导致美国再次经历次贷危机中的困境。在融资成本升高的情况下，一些机构的资金链破裂，被迫贱卖资产，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各种抵押资产贬值，人人都面临破产的挑战，就像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情形一样。Tarullo说，虽然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没有。再次，欧洲的金融动荡会影响与美国的贸易。欧洲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占美国物品出口（merchandise exports）的四分之一。欧洲经济衰退会减少对美国出口的购买力，但更重要的是欧洲经济动荡有可能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全球经济的大气候对美国出口和美国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有更直接、更显著的影响。美联储帮助欧洲中央银行也是为了保护美国经济不受，或少受外部经济动荡（external shocks）的影响。
在欧洲债务阴霾的笼罩中，美国财政状况也被与希腊相提并论。美国赤字是GDP的9。9％，总共债务是GDP的53％（关于美国债务及赤字的详细情况，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第47节）。美国保守派把普遍的主权债务危机解释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 － 失业金、退休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 － 导致了债务危机，而且人口老龄化会使“福利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更加严重。 在保守派看来，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正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增加政府的医疗花费，这与较少赤字的愿望背道而驰。 如果不改善美国的退休金政策（详见《哈佛笔记》费尔德斯坦系列中第57和58节），失业金政策和医疗保险政策（关于美国医疗体制的现状及改革，详见《哈佛笔记》第75到77节），使这些政策“瘦身”，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5月13日的《纽约时报》撰文，说明美国与希腊的不同。希腊国债的利率大约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两倍，这说明投资者预计，希腊政府有还不起债的可能，而美国政府几乎完全没有。美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希腊政府。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冲出危机的清晰路径，而希腊没有。由于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从2009年中期开始恢复增长，现在失业率有所下降，政府税收有所增加。在今后几年中，美国的赤字情况会有所好转。而希腊的出路仍然不明朗。它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通过贬值促进经济增长；脱离欧元在政治上似乎不可想象；降低政府职员的工资，接受通货紧缩和经济零增长还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克鲁格曼承认，美国长期债务负担不可小视。他指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享受了39％的小布什政府制定的减税政